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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概因为酱在酱缸里时间太久的缘故，因而很多人缺少明辨是非的实践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少道德勇气。以致好话说的太多，好文章写的太多，而做的却太少。结果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到长期痛苦的报应。凡是认真追求是非，认真实践理想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是鼓励，而是劝告：不要多管闲事。甚至还有更大的伤害。观汉先生以一个这么有成就的核物理学家，却没有被酱缸污染。他孩子般地纯真，择善而固执。固执，是的，九年零二十六天，是一个漫长的日子，他受尽了打击，而热情更高，奋斗更昂。
然而，九年零二十六天悲痛的和愤怒的，以及绝望的心情，观汉先生显出老态。郑振华送他一张他们十年前在维也纳开会时的合影，那时，观汉先生英姿焕发。我愿用我的生命为观汉先生换取青春，但上天无言。面对着照片，我们有无限欷殻А�
不过，我们和左拉、屈里弗斯最大的不同是，屈里弗斯始终无缘跟他的思人左拉见面，而我却能和观汉先生相晤。观汉先生仍有他的叹息，在一次谈话中，他忽然说了一句英文：
Youmayberight，butyoumaybedeadright！
这是美国交通部门对驾车人的劝告，我同意这句话，但我不同意前一个maybe。观汉先生懂得我的意思，他说：
Youareright，butyoumaybedeadrigh！
接着又严肃地说：
Youareright，butyoucouldbedeadright！
是这样的结局吗？我不知道。
观汉先生在台北最后一天，朋友们全体再聚在一起，我为他唱《老黑爵》，那是在监狱中，午饭后或晚饭后，我和同囚的难友们，在火烧般斗室所唱的。当我唱到听见一种声音在呼唤时，我又回到过去悲惨的岁月，泣不成声。
但，无论将来如何，我死而无恨。
十七天，在逐渐增加的离愁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我们送观汉先生返美，仍是十七天前的国际机场，不过换到二楼。直到服务台小姐第三遍催促乘客登机时，我们才放他跨进出境处那个门。女孩子们流泪，男朋友们忍着泪，强露笑容。当他那瘦弱的背影完全消失在深处之后，我们沉默地走下楼梯。人潮汹涌，人声嘈杂，而我们这些朋友却感到那么寂寞。忽然间，我有一个行动，我要呐喊：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一群大孩子。
柏杨
孙观汉先生和我
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们，常常调侃说：“你是我们中间，认识柏杨的时间最短，关系却最特殊、而又最深的一个人。”事实的确如此。过去十年，当柏杨被囚禁绿岛，朋友们不断为他奉走营救的时候，我和他的世界还没有诞生，甚至连边缘都摸不着。可是，一九七七年他被释放回台北，回顾茫然，无枝可栖之下，我们相遇，并结为夫妇。从那一天起，我由一个“外人”，才变成为一个“内人。”
柏杨和我的年龄相差二十岁，但，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坚定而充实。形成我们生活丰富的原因之一，是拥有周围这么多充满了热情、关注，又至情至性的朋友。今年（一九七八）盛夏，远在美国匹兹堡的孙观汉先生，更千里迢迢地专程回国探望柏杨，这是他和柏杨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给我们空前的兴奋，无论是柏杨和我，或周围的朋友，大家都激动得难以语言，这是一段泪水和欢笑的日子。
从七月廿三至八月八日，总共十七天，我们天天聚在一起，除了会晤，还是会晤，除了聚谈，还是聚谈。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话。但，我们确实是谈了，不但白天谈，晚上谈，有时半夜三更还要打电话谈，一清早也谈。如果问我到底谈了些什么，我的答复是：我们无所不谈。最重要的是，我们谈“爱”，我们谈“心”。
“宁愿为爱而失恋，不愿为失恋而不爱。”这是观汉先生说过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待人处事的原则。
第一次正式和观汉先生接触，是柏杨和我准备结婚之前，意外地接到由柏杨转给我观汉先生的一封信。在此之前，柏杨已把我这个人向观汉先生报告过了。这封信，观汉先生一开头就幽默地说：
“这是一封私信，可惜没有办法不使柏杨看到，真扫兴……我们（指当时正在美国，而今在德的虞和芳女士，她也是柏杨的患难之交）已自封为你的娘家人，因此，重复地说一句，做娘家人有权告诉新娘，你要好好地爱护柏杨。同时，对柏杨来说，他要小心爱护我们的女儿，否则，我们娘家人要同他算帐……”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柏杨：“对做朋友，做情人而言，诗、音乐、艺术、哲学、杂文、文学……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在婚姻生活中，那些都是次要的，我们认为主要的是体贴、谅解、容忍、合作、互励。你们如果同意的话，想你们已有这些美德，如果不同意的话，希望你们研究结婚的条件去追求。结婚的目的是不断创造爱情，追求快乐，是吗？成功的结婚是要下苦工夫去追求的。最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小心翼翼的，是吗？”
婚礼的前一天清晨，电话忽然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一口持重、缓慢的绍兴口音，原来是观汉先生从遥远的匹兹堡打来的。在电话中，仍是一声声的叮咛和无限欢喜的祝福，使我禁不住激动得泪涌。
夏天，我们在台北会面时，漫谈人生、爱情、婚姻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在爱情和婚姻中，错误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可惊而悲惨的。可是，观汉先生说了前面我引述的那句话：“我宁愿为爱而失恋，不愿为失恋而不爱。”让我非常感动。这句话，透露了他对人生、对真理和正义追求的一贯热情。想到正因为观汉先生十年来对柏杨的营救，柏杨和我才能获到的今天遇合，我对我的幸福更加倍地珍惜。
七月末梢的一天晚上，柏杨和我照例送他回下榻的旅社。酒阑兴未尽，我们在旅社中继续欢谈，谈到有些作家的作品和他的做人距离很远，一旦接触，很令人失望，观汉先生说：
“不会的，我就不会失望。即使现在的柏杨，或者以后的柏杨，表现得不如他的文章，我也只是遗憾，绝不是失望。”
“只是遗憾，绝不是失望。”这句简单的话，蕴含着多么丰富的意蕴，它包括了宽宏的友情，及对朋友的信赖和期许。更重要的是，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股维护正义、固执人道的热情，和无比坚韧的意志。可是，观汉先生说话的神情是那样的平静、祥和。
这个夜晚，我做了一个见证。我看到了一盏温暖而明亮的火焰，照彻了僵硬、冷酷而无情的长夜。
好几回听到别人形容观汉先生的外貌，朴实得像个庄稼汉。观汉先生离去后，我们把有纪念性的照片，分赠一些好友，都说：“孙先生了不起，不过看来像个农夫。”名记者司马文武笔下称他为“乡巴佬”。有一次观汉先生随我到我任教的学校去参观，时值暑假，整座学校只有一位门房和一位校工。事后那校工问我那天来的人是谁，我向他说明观汉先生的身份，校工吃惊说：“看不出来。人家留洋回来的人都很讲派头，他看来那么朴实，哪里像位归国学人。”
有一次《中国时报》记者陈怡真小姐和主编高信疆先生拜访他。那个下午，他们提出了许多严肃的问题，像“你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什么展望？”、“你对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善有什么建议？”、“你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如何？”、“你觉得中国传统哪一项最可贵？”等等，观汉先生总是很诚恳地用一句老话作答：
“这个我不知道。”
或是：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来问我。”
他这种“吾不如老圃”的态度，使我兴起无限敬意。
事实上，像观汉先生这样关心自己的国家，又这样智慧的人，他当然有他深入而锐敏的观察。他推崇中国人勤劳、吃苦的天性，他认为这一点是外人难以比的特长。但他十分忧虑我们的酱气和私心，像路上开车的争先恐后，不守秩序。又像学术机构里的派系之争，垄断分离了团结的力量。他认为廊然大公才能使文化向前推进。
对于一个熟悉的名词“人情味”的看法，观汉先生说，如果“人情味”只是掩饰功利企图的工具，那么当目的达到，或不能达到时，这种“人情味”就很快消失。换句话说，那只不过是一种老于世故的客套，实质上很脆弱而容易变质的，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自诩。
梁上元家中客厅墙上，悬着一幅梁寒操先生留下的墨迹，上面写着：“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句话很得观汉先生的喜爱，后来才发现这些字是绣上去的，也因此认识了那位独创梅花绣的才女杨秀治。观汉先生回美的前日，我陪他去参观秀治的绣房。那时，她正在受柏杨之托，在绣观汉先生的像，绣工的精美，令我们赞叹。
观汉先生欣赏到那一片宁静肃雅的天地之后，引用一句诗：“有酒不知欣，但求浊世名”，道出他对自己的感慨。但这句诗用来说一般人很恰当，用来说他自己就太不相称了。他对世人的贡献，使他把浮名早已脱尽，他过的是一种纯净简单的生活。在匹兹堡，他除了实验室的工作之外，有一块种菜的园圃。平日也能喝一点酒，他喜欢金门高梁的浓烈。但来台湾的十七天中，在我们几个女生的管制之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