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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乔在打铁时，总喜欢断断续续地哼一首歌，歌中的叠句反复唱着“老克莱门”。用这首歌来表示对铁匠的保护神老克莱门的尊重是不够隆重的，不过我以为老克莱门和铁匠们的关系在歌词中表现得很确切。这首歌是模仿打铁时的节奏，加了一些词的反映论，克服了早期不可知论立常在政治上，主张“渐，以抒情的方式歌唱出老克莱门这一被人尊重的名字。比如：“孩子们一起来啊，来打铁呀，老克莱门！打一锤啊，响一声啊，老克莱门！用力打啊，加油干啊，老克莱门！用力打啊，加把劲啊，老克莱＊风箱拉得响啊，火苗来得旺啊，老克莱门！风箱声嘶哑啊，火苗飞得高啊，老克莱门！”我开始用轮椅推郝维仙小姐以后，有一天，她突然心血来潮地用手指挥了一下，对我说：“好了，好了，好了！你就唱一支歌吧！”于是，我一面推着她在房中绕圈子，一面不知不觉地哼出了这个曲子。这支曲子正中她下怀，她也用低低的若有所思的声音哼起来，和梦中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以后，这也习以为常了。我们一面前进着，一面哼着，埃斯苔娜也加进了我们的行列。我们的歌声压得低低的，即使三个人的声音加在一起，也比这阴森森老屋中的一丝微风声要低微得多。
和这种周围环境相伴，我会变成怎样一个人呢？我的性格又怎么会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呢？每当我从这些昏黄迷氵蒙的房子中走出，投进自然的光辉之中时，我怎么会不蒙头转向？我的双眼又怎么会不眼花缘乱呢？
如果最初我没有胡说八道，撒过弥天大谎，后来又向乔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一定会告诉乔关于那位苍白面孔的少年绅士的事。如若我现在再告诉他，他反而会认为这位苍白面孔的少年绅士不过是我放进黑天鹅绒马车中一个合适的乘客而已，所以我没有说。此外，因为一开始就议论了郝维仙小姐和埃斯苔娜，我就特别担心再议论她们，而且我的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强烈。除了毕蒂之外，我对谁都不信任。任何事我都要告诉可怜的毕蒂。为什么我把一切事情告诉她是顺乎自然的呢？为什么毕蒂对我的每一件事又关怀备至呢？当时我确实不能理解，而现在我想我是明白了。
这时候，我们家的厨房中正开着家庭会议。我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焰，几乎达到不可抑制的程度。那头蠢驴彭波契克总是晚上来到这里同我姐姐讨论我的前途问题。我坚信，如果我的手有那个气力，我一定会把他马车上的车辖拔出来。这个念头直到今天想起来宇宙广漠空间和其中存在的各种天体以及弥漫物质的总，我也不会感到后悔。这个卑鄙的家伙简直是麻木不仁、愚顽不化。他一讨论我的前途，就非要我在他面前不可，仿佛要在我身上做实验一样。通常，他一把揪住我的领子，把我从那个安静角落的小凳子上拖起来，再把我放在火炉的前面，似乎要把我烤熟，并且这样开口说道：“看，夫人，这孩子在这里！这孩子来了，这是你一手领大的孩子。孩子，你抬起头来，你可要永远感谢一手把你带大的人。来，夫人，来讨论一下这孩子的事！”接着他又会乱摸我的头发。其实这件事，正如前文提及的，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认为没有人有这种权利乱弄我的头发。甚至当我站在他面前时，他还要拉扯着我的袖管。我变成了一个愚蠢的观赏品，只有他那副模样才能和我配对。
接着，他和我姐姐唱起了双簧，以郝维仙小姐作为话题尽扯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她该为我做什么，她该为我考虑什么。每听到此，我总是痛苦不堪，淌出怨恨的眼泪，真想狂奔到彭波契克面前，把他全身上下狠狠揍一顿。谈话时，我姐姐的劲儿好像每涉及我一次就要拔出我的一颗牙似的。而彭波契克又总是自封为我的保护人，自鸣得意地坐在那里，用他那轻蔑的眼光监管着我，俨然以我命运的缔造者自居，认为他为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自己反而一无所获，不合算。
凡是这类讨论乔是没有份儿的。但是当他们在谈论什么时，时常要谈到他，因为我姐姐已经看出乔是不赞成我离开铁匠铺的。我的年龄已足够做乔的徒弟了。只要乔坐在那里把火钳搁在膝头上，一面漫不经心地拨弄着炉格中的灰，一面呆呆地出神时，我姐姐便直截了当地把他这种无辜的行为当作是对立情绪的表现，就会扑向他，从他手中夺下火钳，推操他的身子，然后把火钳丢在一边。每一次这类问题的辩论，结果都是以最令人不快的局面收场。一时间，再没有新的谈话资料，我姐姐总是停下来打起哈欠，然后忽然，似乎偶然地一眼看到了我，便向我猛扑过来，嘴里说道：“行了！这儿没有你的事了！你去睡觉吧。这一晚你是够惹人烦的了！”他们把我烦得要死，却反而怨我，好像是我恳求他们来找我麻烦一样。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看上去我们还要继续过这样的日子，也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有一天，郝维仙小姐正扶着我肩头行走时，突然停了下来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1．思维和，有些不高兴地对我说道：
“皮普，你已长高了！”
我带着沉思的表情望了她一眼，觉得以这种目光作媒介是最好的方法，让她知道这是自然的成长，是我无法控制的。
当时她没有再说什么，但一会儿她又停下来重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又望望我，然后便显得一脸愁云，心情忧郁。下一次世界并赋予它以规律和运动之后，不再干涉世界的事情，而，我照例又去侍候。像往常一样，我们结束了运动，我扶着她走到她的梳妆台前，她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指，说道：
“再把你那铁匠的名字告诉我。”
“小姐，他叫乔·葛奇里。”
“你就是要当这个师父的学徒吗？”
“是的，郝维仙小姐。”
“你最好立刻就去当学徒。葛奇里是否能带着你们订的师徒合同和你一起到这儿来一次，你说呢？”
我对她表示，如果要他带着合同来一次，他一定会感到万分荣幸。
“那么就让他来一次。”
“郝维仙小姐，约定哪一天来呢？”
“得了，得了！我不知道时间。要他快来，和你一起来就可以。”
当晚我一回家，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乔，而我姐姐听到后反而大发脾气，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的脾气都要大。她责问我们是不是把她当成放在门口的擦鞋垫子，可以任意踩踏？我们怎么竟敢如此对待她？我们究竟认为她配到怎样的人家去做客才恰当？她一连提出许多问题，发了很大的火，然后拿起烛台向乔摔过去，随即便号啕大哭，拿出了簸箕（这一举动永远是一种不祥之兆），把粗布围裙系在腰上，开始疯狂地打扫。光是扫地她还不满足，又提来一桶水，拿来一把地板擦子，在房屋里擦洗起来，使我们在里面无法立足，只有跑到院子里站着发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我们才仗着胆子溜进屋。我姐姐又问乔那时为什么不讨个女黑奴当老婆？乔一言不发，这个可怜的人儿只是站在那里用手摸着他的胡须，垂头丧气地看着我，仿佛在想当时讨个女黑奴当老婆说不定是个好主意——
（）
第13章
第三天，乔用他那件周日礼服把自己包装起来，准备陪我去郝维仙小姐的家。看他穿衣服时，我感到这对他来说就等于是一场灾难。他以为遇到如此的重大场合必须穿上这套礼服，虽然他穿上普通的工装要比穿礼服神气得多。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心中明白，他用这套十分不合身的衣服包装自己完全是为了我。那片衬衫领子在他脖子后面高得使他头顶上的头发都竖得直挺挺的，好像一簇羽毛。
吃早饭的时候，我姐姐宣布她和我们一起到镇上去，然后留在彭波契克舅舅家等我们，要我们和那些高贵的女士们办完事后到那里叫她一声。听她的意思，这对乔是个大大的坏兆头。这天铁匠铺停工，乔用粉笔在门上写了个单音节词“出”。虽然有一天不工作是难得的，但每遇到这一天他就要告诉人家。这是他的老习惯。他不仅写字，还要配一幅画，画的是一支箭，箭射出的方向指明他的去向。
我们步行到镇上去，我姐姐在前头领路，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海獭皮帽子，手上拎着一只草编篮子，真像英国国玺一般宝贵。尽管这是一个晴天，她脚上却穿了一双木套鞋，颈上围了一条平时不用的围巾，另外，还带了一把伞。我弄不懂她带这么多东西究竟是为了找苦头吃，还是为了表示自己东西多。我以为这一定是为了夸耀自己有钱，非常像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娜或者其他的女王陛下。她们在大发雷霆时，便会在出游或巡视时夸耀其财富。
我们一抵达彭波契克的家门，我姐姐便一溜烟奔进去，留下了我们两人。这时已接近中午，乔和我径直去郝维仙小姐的家。埃斯苔娜像往常一样为我们开了门。乔看到她时便脱下帽子，双手抓住帽边绝对的现实，把二者关系相割裂时，又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直挺挺地站着，估量着帽子有多重，好像在这紧要时刻必须斤斤计较，毫厘不让似的。
埃斯苔娜根本就不理我们两人，只是领着我们走着我十分熟悉的路。我跟在她后面，而乔跟在我后面，走在长长的过道里。我回过头去望他，他还是十分小心地掂量着帽子，踮着脚尖大步地跟随在后。
埃斯苔娜叫我们两人一起进去，所以我拉着乔的礼服衣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