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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
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虏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的谎话,也无妨,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元亲,那就要吃亏了。
但是无论怎样摸棱两可。在宗教里有时候不能用外交辞令含糊过去,必须回答“是”或“否”。
譬如有人失去了一切,惟有靠了内在的支持才能够振作起来,创造另一个前途。可是在中国,这样的事很少见。虽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做了人上人再跌下来,就再也不会爬起来。因为这缘故,中国报纸上的副刊差不多每隔两天总要转载一次爱迪生①或是富兰克林②的教训:“失败为成功之母。”
①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1847一1931),美国发明家。在电器和通讯技术等方面有许多著名的发明。
②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
避雷针的发明者。
中国人认输的时候,也许自信心还是有的,他要做的事许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天从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它自已无情的路,与基督教慈爱的上帝无关。在这里,平民的宗教也受了士人的天的影响:有罪必罚,因为犯罪是阻碍了自然的推行,而孤独的一件善却不一定得到奖赏。
虽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沦为乞丐的时候,是很少翻身的机会的。在绝境中的中国人,可有一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呢?宗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此外任何安慰也不给么?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孔教里,人生的范围很有限。人的资格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连这些关系也被限制到五伦之内。太穷的人无法奉行孔教,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个人总得有点钱或田地,可以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要求。乞丐不能有家庭或是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除掉乞怜于人的这一种,而这又是有损于个人道德的;于是乞丐被逐出宗教的保护之外。
穷人又与赤贫的不同。世界各国向来都以下层阶级为最虚诚,因为他们比较热心相信来生的补报。而中国的下层阶级,因为住得挤,有更繁多的人的关系、限制、责任,更亲切地体验到中国宗教背景中神鬼人拥挤的,刻刻被侦察的境况。
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人,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①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蹋。”
①阎惜姣,水浒戏(坐楼杀惜)中的女主角。
(原刊1944年8月《天地》月刊第11期、1994年9月《天地》月刊第12期、1944年10月《天地》月刊第13期)
忘不了的画
忘不了的画
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果庚①的《永远不再》。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静静所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雾一般地往上喷,有升华的感觉,而对于这健壮的,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切都完了。女人的脸大而粗俗,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的,于我们额为熟悉。身于是木头的金棕色。棕黑的沙发,却画得像古钢,沙发套于上现出青自的小花,罗甸②样地半透明。嵌在暗铜背景里的户外天气则是彩色玻璃,蓝天,红蓝的树,情侣,石栏杆上站着童话里的稚拙的大乌。玻璃,铜,与木,三种不词的质地似乎包括了人手扔得到的世界的全部,而这是切实助,像这女人。想必她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虽然她睡的是文明的沙发,枕的是柠檬黄花布的荷叶边枕头,这里面有一种最原始的悲抢。不像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棕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仿佛有面镜子把户外的阳光迷离地反映到脸上来,一晃一晃。
①果庚,通译高更(PaulGauguim,1849…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
②罗甸,通作螺钿,镶嵌在雕花木器或漆器上的贝壳薄片。
美国的一个不甚著名的女画家所作的《感思节》,那却是绝对属于现代文明的。画的是一家人忙碌地庆祝感恩节,从电灶里拖出火鸡,桌上有布丁,小孩在桌肚下乱钻。粉红脸,花衣服的主妇捧着大叠杯盘往饭厅里走,厨房砖地是青灰的大方块,青灰的空气里有许多人来回跑,一阵风来,一阵风去。大约是美国小城市里的小康之家,才做了礼拜回来,照他们垦荒的祖先当初的习惯感谢上帝给他们一年的好收成,到家全都饿了,忙着预备这一顿特别丰盛的午餐。但虽是这样积极的全家福,到底和从前不同,也不知为什么,投那么简单了。这些人尽管吃喝说笑,脚下仿佛穿着雨中踩湿的鞋袜,寒冷,粘搭搭。活泼唧溜的动作里有一种酸惨的铁腥气,使人想起下雨天走得飞快的电车的脊梁,黑漆的,打湿了,变了狠淡的钢蓝色。
叫做《明天与明天》的一张画,也是美国的,画一个妓女,在很高的一层楼上租有一间房间,阳台上望得见许多别的摩天楼。她手扶着门向外看去,只见她的背影,披着黄头发,绸子浴衣是陈年血迹的谈紫红,罪恶的颜色,然而代替罪恶,这里只有平板的疲乏。明天与明天……丝袜溜下去,臃肿地堆在脚躁上;旁边有自铁床的一角,通遏的枕头,床单,而阳台之外是高天大房子,黯淡而又自浩浩,时间的重压,一天沉似一天。
画娼妓,没有比这再深刻了。此外还记得林风眠①的一张,中国的洋画家,过去我只喜欢一个林风眠。他那些宝蓝杉中的安南、缅甸人像,是有着极圆熟的图案美的。比较回味深长的却是一张着色不多的,在中国的一个小城,土墙下站着个思衣女子,背后跟着钨妇。因为大部分用的是谈墨,虽没下雨面像是下雨,在寒雨中更觉得人的温暖。女人不时髦,面目也不清楚,但是对于普通男子,单只觉得这女人是有可能性的,对她就有点特殊的感情,像孟丽君对于她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一样的,仿佛有一种微妙的牵挂。林风眠这张画是从普通男子的观点去看妓女的,如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感伤之中不缺乏斯文扭捏的小趣味,可是并无恶意,普通女人对于娟妓的观感则比较复杂,除了恨与看不起,还又有羡慕着,尤其是上等妇女,有其太多的闲空与太少的男子,因之往往幻想妓女的生活为浪漫的。那样的女人大约要被卖到三等窑子里去才知道其中的甘苦。
①林风眠(1899—1991),中国现代画家。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曾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国立杭州艺专校长。
日本美女画中有著名的《青楼十二时》,画出艺妓每天二中四个钟点内的生活。这里的画家的态度很难得到我们的了解,那倍异的尊重与郑重。中国的确也有苏小妹、董小宛之流,从粉头群里跳出来,自处甚高,但是在中国这是个性的突出,而在日本就成了一种制度——在日本,什么都会成为一种制度的。艺妓是循规蹈矩训练出来的大众情人,最轻飘的小动作里也有传统习惯的重量,没有半点游移。《青楼十二时》里我只记得丑时的一张,深宵的女人换上家用的本展,一只手捉住胸前的轻花衣服,防它滑下肩来,一只手握着一炷香,香头飘出细细的烟。有丫头蹲在一边伺候着,画得比她小许多。她立在那里,像是太高,低垂的颈于太细,太长,还没踏到木展上的小白脚又小得不合适,然而她确实知道她是被爱着的,虽然那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因为心定,夜显得更静了,也更悠久。
这样地把妓女来理想化了,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日本人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不然我们再也不能懂得谷崎润一郎①在《神与人之间》里为什么以一个艺妓来代表他的“圣洁的Madonna”②。
说到欧洲的圣母,从前没有电影明星的时候,她是唯一的大众情人,历代的大美术家都替她画过像。其中有这样的画题:“有着无暇的子宫的圣母”。从前的OomphGirl③等于现在的WombGirl④。但现代的文明人到底拘谨得多,绝对不会那么公然地以“无理的子宫”为号召了。
①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小说家。著有《食蓼之虫》、《细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