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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期,可说是惯乘火车的时期。乘得太多了,讨嫌不得许多,还是逆来顺受罢。心境一变,以前看厌了的东西也会从新有起意义来,仿佛“温故而知新”似的。最初乘火车是乐事,后来变成苦事,最后又变成乐事,仿佛“返老还童”似的。最初乘火车欢喜看景物,后来埋头看书,最后又不看书而欢喜看景物了。不过这会的欢喜与最初的欢喜性状不同:前者所见都是可喜的,后者所见却大多数是可惊的,可笑的,可悲的。不过在可惊可笑可悲的发见上,感到一种比埋头看书更多的兴味而已。故前者的欢喜是真的“欢喜”,若译英语可用happy或merry①。后者却只是like或fondof①,不是真心的欢乐。实际,这原是比较而来的;因为看书实在没有许多好书可以使我集中兴味而忘却乘火车的沉闷。而这车厢社会里的种种人间相倒是一部活的好书,会时时向我展出新颖的page②来。惯乘火车的人,大概对我这话多少有些儿同感的吧!
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坐位,已够使人惊叹了。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见找寻坐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作鼾声,或者装作病了,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会听信他的话,让他安睡,背着行李向他所指点的前面去另找“很空”的位置。有的人教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当作自己的卫队。若是方皮箱,又可当作自己的茶几。看见找坐位的人来了,拚命埋头看报。对方倘不客气地向他提出:“对不起,先生,请把你的箱子放在上面了,大家坐坐!”他会指着远处打官话拒绝他:“那边也好坐,你为甚么一定要坐在这里?”说过管自看报了。和平谦让的乡下人大概不再请求,让他坐在行李的护卫中看报,抱着孩子向他指点的那边去另找“好坐”的地方了。有的人没有行李,把身子扭转来,教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坐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他把大乌龟壳似的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而用一支横置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这大腿上面的空间完全归他所有,可在其中从容地抽烟,看报。逢到找寻坐位的人来了,把报纸堆在大腿上,把头攒出窗外,只作不闻不见。还有一种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用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坐位上。找坐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就回答他说“这里有人”。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会听信他,留这空位给他那“人”坐,扶着老人向别处去另找坐位了。找不到坐位时,他们就把行李放在门口,自己坐在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①的门口。查票的来了,不干涉躺着的人,以及用大腿或帽子占坐位的人,却埋怨坐在行李上的人和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门口的人阻碍了走路,把他们骂脱几声。
我看到这种车厢社会里的状态,觉得可惊,又觉得可笑、可悲。可惊者,大家出同样的钱,购同样的票,明明是一律平等的乘客,为甚么会演出这般不平等的状态?可笑者,那些强占坐位的人,不惜装腔、撒谎,以图一己的苟安,而后来终得舍去他的好位置。可悲者,在这乘火车的期间中,苦了那些和平谦虚的乘客,他们始终只得坐在门口的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的门口,还要被查票者骂脱几声。
在车厢社会里,但看坐位这一点,已足使我惊叹了。何况其他种种的花样。总之,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缩图。故我们乘火车不必看书,但把车厢看作人间世的模型,足够消遣了。
回想自己乘火车的三时期的心境,也觉得可惊,可笑,又可悲。可惊者,从初乘火车经过老乘火车,而至于惯乘火车,时序的递变太快!可笑者,乘火车原来也是一件平常的事。幼时认为“电线同木栅栏一样”,车站同桃源一样固然可笑,后来那样地厌恶它而埋头于书中,也一样地可笑。可悲者,我对于乘火车不复感到昔日的欢喜,而以观察车厢社会里的怪状为消遣,实在不是我所愿为之事。
于是我憧憬于过去在外国时所乘的火车。记得那车厢中很有秩序,全无现今所见的怪状。那时我们在车厢中不解众苦,只觉旅行之乐。但这原是过去已久的事,在现今的世间恐怕不会再见这种车厢社会了。前天同一位朋友从火车上下来,出车站后他对我说了几句新诗似的东西,我记忆着。现在抄在这里当做结尾:
人生好比乘车:
有的早上早下,
有的迟上迟下,
有的早上迟下,
有的迟上早下。
上了车纷争坐位,
下了车各自回家。
在车厢中留心保管你的车票,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
1935年3月26日
旧上海
所谓旧上海,是指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闸北和南市之外,都是租界。洋泾浜(爱多亚路,即今延安路)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租界上有好几路电车,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办的只有南市一路,绕城墙走,叫做华商电车。租界上乘电车,要懂得窍门,否则就被弄得莫名其妙。卖票人要揩油,其方法是这样:譬如你要乘五站路,上车时给卖票人五分钱,他收了钱,暂时不给你票。等到过了两站,才给你一张三分的票,关照你:“第三站上车!”初次乘电车的人就莫名其妙,心想:我明明是第一站上车的,你怎么说我第三站上车?原来他已经揩了两分钱的油。如果你向他论理,他就堂皇地说:“大家是中国人,不要让利权外溢呀!”他用此法揩油,眼睛不绝地望着车窗外,看有无查票人上来。因为一经查出,一分钱要罚一百分。他们称查票人为“赤佬”。赤佬也是中国人,但是忠于洋商的。他查出一卖票人揩油,立刻记录了他帽子上的号码,回厂去扣他的工资。有一乡亲初次到上海,有一天我陪她乘电车,买五分钱票子,只给两分钱的。正好一个赤佬上车,问这乡亲哪里上车的,她直说出来,卖票人向她眨眼睛。她又说:“你在眨眼睛!”赤佬听见了,就抄了卖票人帽上的号码。
那时候上海没有三轮车,只有黄包车。黄包车只能坐一人,由车夫拉着步行,和从前的抬轿相似。黄包车有“大英照会”和“小照会”两种。小照会的只能在中国地界行走,不得进租界。大英照会的则可在全上海自由通行。这种工人实在是最苦的。因为略犯交通规则,就要吃路警殴打。英租界的路警都是印度人,红布包头,人都喊他们“红头阿三”。法租界的都是安南人,头戴笠子。这些都是黄包车夫的对头,常常给黄包车夫吃“外国火腿”和“五枝雪茄烟”,就是踢一脚,一个耳光。外国人喝醉了酒开汽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最吃苦的是黄包车夫。因为他负担重,不易趋避,往往被汽车撞倒。我曾亲眼看见过外国人汽车撞杀黄包车夫,从此不敢在租界上坐黄包车。
旧上海社会生活之险恶,是到处闻名的。我没有到过上海之前,就听人说:上海“打呵欠割舌头”。就是说,你张开嘴巴来打个呵欠,舌头就被人割去。这是极言社会上坏人之多,非万分提高警惕不可。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人在马路上走,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跌了一交,没人照管,哇哇地哭。此人良心很好,连忙扶他起来,替他揩眼泪,问他家在哪里,想送他回去。忽然一个女人走来,搂住孩子,在他手上一摸,说:“你的金百锁哪里去了!”就拉住那人,咬定是他偷的,定要他赔偿。……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总之,人心之险恶可想而知。
扒手是上海的名产。电车中,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谨防扒手”的标语。住在乡下的人大意惯了,初到上海,往往被扒。我也有一次几乎被扒:我带了两个孩子,在霞飞路阿尔培路口(即今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等电车,先向烟纸店兑一块钱,钱包里有一叠钞票露了白。电车到了,我把两个孩子先推上车,自己跟着上去,忽觉一只手伸入了我的衣袋里。我用手臂夹住这只手,那人就被我拖上车子。我连忙向车子里面走,坐了下来,不敢回头去看。电车一到站,此人立刻下车,我偷眼一看,但见其人满脸横肉,迅速地挤入人丛中,不见了。我这种对付办法,是老上海的人教我的:你碰到扒手,但求避免损失,切不可注意看他。否则,他以为你要捉他,定要请你“吃生活”,即跟住你,把你打一顿,或请你吃一刀。我住在上海多年,只受过这一次虚惊,不曾损失。有一次,和一朋友坐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里走出一个人来,把这朋友的铜盆帽抢走。这朋友喊停车捉贼,那贼早已不知去向了。这顶帽子是新买的,值好几块钱呢。又有一次,冬天,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寄住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天晚上,他看戏回来,身上的皮袍子和丝绵袄都没有了,冻得要死。这叫做“剥猪猡”。那抢帽子叫做“抛顶宫”。
妓女是上海的又一名产。我不曾嫖过妓女,详情全然不知,但听说妓女有“长三”、“幺二”、“野鸡”等类。长三是高等的,野鸡是下等的。她们都集中在四马路一带。门口挂着玻璃灯,上面写着“林黛玉”、“薛宝钗”等字。野鸡则由鸨母伴着,到马路上来拉客。四马路西藏路一带,傍晚时光,野鸡成群而出,站在马路旁边,物色行人。她们拉住了一个客人,拉进门去,定要他住宿;如果客人不肯住,只要摸出一块钱来送她,她就放你。这叫做“两脚进门,一块出袋”。我想见识见识,有一天傍晚约了三四个朋友,成群结队,走到西藏路口,但见那些野鸡,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向人撒娇卖俏,竟是一群魑魅魍魉,教人害怕。然而竟有那些逐臭之夫,愿意被拉进去度夜。这叫做“打野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