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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那就谁也休想被雇用了。我必须迅速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档案或我周围那些人的话来了解情况。要鉴别一个申请者，有许许多多细节要考虑：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们全接受下来，而且要快，因为在短短一天中，即使你是杰克·鲁滨逊哪样的快手，你也只能雇这么些，不可能再多。而无论我雇多少，怎么也是不够的。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我知道，有些人只干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样雇他们。这个体制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我无权批评它。我的职责就是雇用和开除。我处于一个飞速旋转的转盘中心，没有东西能停下来不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技师，但是按照上级的逻辑是，机械部分没有毛病，一切都好极了，只是具体事情上暂时出了点儿问题。事情暂时出了问题，就造成癫痫、偷窃、破坏、痴呆、黑鬼、犹太人、妓女，等等——有时候还有罢工与封闭工厂，因此，根据这种逻辑，你就拿一把大扫帚，去把马厩打扫干净，要不就拿大棒与枪炮，打得那些可怜的白痴明白，再不要为那种认为事情从根本上出了毛病的幻想而痛苦。时常谈论一下上帝是件好事，或者让一个小团体唱唱歌——也许甚至时常发点儿奖金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在事情正可怕地恶化，说好话已不起作用的时候。但是总体上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不断雇用与开除；只要有兵，有弹药，我们就要冲锋，就要不断扫荡各条战壕。这期间，海迈不停地吃泻药灵丸——足以把他的屁股撑破，假如他曾经有过屁股的话，但是他不再有一个屁股了，他只是想象他在上厕所，他只是想象他在坐着拉屎。实际上这个废物蛋是在发呆。有许多营业所要照料，每一个营业所都有一帮送信人，他们如果不是假设的也是虚幻的，但无论他们是真是假，确切还是不确切，海迈都得从早到晚把他们差来差去，而我则堵窟窿。其实这也是凭空想象的，因此当一名新手被派到一个营业所去，谁又能说他会今天到那里，还是明天到那里，或是永远也到不了。其中有些人在地铁里或摩天大楼底下的迷宫迷了路；有些人整天就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因为穿着制服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也许他们还从未享受过整天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的乐趣呢。其中有些人出发去斯塔膝岛，却到了卡纳尔西，要不就是在昏迷中由一个警察带回来。有些人忘记了他们住在哪里，彻底消失了。有些人我们雇用在纽约工作，却在一个月后出现在费城，好像这很正常，而且是天经地义的。有些人出发去目的地，却在中途决定，还是卖报纸更容易些，然后他们就会穿着我们发给他们的制服去卖报纸，直到被发现。有些人则受某种古怪的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而径直去了观察病房。
海迈早晨一到办公室，先是削铅笔；无论有多少电话打来，他都一丝不苟地削，他后来解释给我听，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下子马上把铅笔削好，那么就再也没有机会削了。其次是看一下窗外，了解天气如何，然后，用一支刚削好的铅笔，在他放在身边的用人名单的最上面，画一个小方框，在方框内写上天气预报。他还告诉我，这往往会成为不在犯罪现场的有用证明。如果雪有一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盖，即使魔鬼本人也会被原谅，没有更快地把“名单”们差来差去，而人事部经理亦会被原谅，没有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填补空缺。不是吗？但是，他削完铅笔后，为什么不先去上厕所，却马上埋头于电话交换机，这对我来说是个谜。这一点，他后来也向我解释了。总之，一天以混乱、抱怨、便秘、空缺开始。它也是以响亮的臭屁、污浊的气味、错位的神经、癫痫并脑膜炎、低收入、拖欠工资、破鞋、鸡眼与脚并扁平足、失窃的袖珍书与钢笔、飘撒在阴沟中的电报纸、副总裁的威胁与经理们的忠告、口角与争论、大风暴冲击下的电报线、新的有效方法与被抛弃的旧方法、对好时光希望与口惠而实不至的奖金等等而开始的。新的送信人跳出战壕，便被机枪扫射而死；老手越挖越深，像奶酪中的耗子。无人满意，尤其是公众不满意。打电报十分钟就可以打到旧金山，但是也许要过一年，电报才能送到收报人手中——也许永远也送不到。
基督教青年会迫切希望改善美国各地劳动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午的时间里举行会议，我何不派一些潇洒的年轻人去听听威廉·卡内吉·小亚斯台比尔特谈五分钟关于服务的问题呢？福利会的马洛礼先生很想知道，我是否在某个时候能拨冗听他谈谈被假释的模范囚犯，他们很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当送信人。犹太慈善组织的古根霍弗尔夫人会非常感谢我，假如我帮助她维持几个破碎家庭的话。这些家庭之所以破碎，是因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不是意志薄弱，就是瘸子或残废。逃亡男孩之家的哈吉尔蒂先生肯定，他完全有棒小伙给我，只要我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全都受到过后爹后妈的虐待。纽约市长则很希望我能对持信人专门关照一下，他可以以一切作担保——可是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不给那位持信人一个工作，这倒是个谜。
有人凑近我肩膀，递给我一张他刚写好的纸条——“我什么都明白，但我耳朵不好使。”路德·维尼弗莱德站在他旁边，穿着的破烂上衣是用安全别针系在一起的。路德是七分之二的纯印第安人，七分之五的美籍德国人，他是这样说的。在印第安人方面，他是一个克劳人，来自蒙大拿州的克劳人之一。他上一个工作是安装遮光帘，但是他的裤权里没有屁股，太瘦，他羞于当着一位女士的面爬到梯子上去。他前两天刚出医院，仍然有点儿虚弱，但是他认为还不至于弱到不能送电报。
然后是费迪南·米什——我怎么会忘记他呢？他整个上午都排队等候着同我说句话。我从未回过他寄给我的信。这公正吗？他温和地问我。当然不。我模糊记得他从街心广场的宠物医院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在医院里当护理员。他说他后悔辞去了他的工作，但是这是由于他的父亲，他对他太严格，不给他任何娱乐或户外的乐趣。他写道，“我现在二十五岁，我认为我不应该再同父亲睡在一起，你说呢？我知道，人们说你是一个大好人，我现在自立了，所以我希望……”可靠的老家伙麦克戈文站在费迪南旁边，等我对他做出示意。他要把费迪南赶走——他五年前就记得他，当时他穿着制服躺在公司总部门前的人行道上，癫痫病发作。不，他妈的，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这可怜的家伙。也许我会送他去中国城，那里的工作相当清闲。这时，费迪南到里屋去换制服，我又听一个孤儿给我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帮助公司成就大业”。他说，假如我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为我祈祷，当然另外有些星期天他还得向负责他假释的官员报告近况。他似乎没做什么坏事。他只是把人推了一下，这人头撞在地上，死了。
下一个：直布罗陀的前领事。写一笔好字——太好了。我请他傍晚来见我——他有些靠不住这时，费迪南在更衣室里旧病发作。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