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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和她的光荣的红军万岁！
致兄弟的敬礼麦布尔大卫里兹夫妇”
舒拉问：“你给他们回信了么？这封信写得好。我想这写的是衷心话，是不是？显见他了解我们不只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战斗。但愿他们永远不忘掉这个！”
……晚上我哥哥谢尔杰来了，舒拉因为他来很高兴。他们在桌旁对面坐着，直谈到深夜。我在忙着料理厨房里的事，只听见了他们谈话的片断。
谢尔杰说“……有一次你在信上说你脱离了队伍，闯到敌人的后方，干什么呀？这不是勇敢，这是逞能。应该勇敢，但是为什么胡干啊？”
“如果考虑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听舒拉这样热烈地回答。
“难道你不应该对你的兵士的性命负责么？你是队长啊……”
隔一会儿，我又听见谢尔杰问：
“你告诉我，你可别恼啊，你对待你的部下怎样？年轻人有时这样：总是做出高级首长的神气来……”
“不，我对自己的人们像朋友一样，你哪儿知道他们多好哇！……”
我又听见我哥哥说：
“关于勇敢……你再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袭击》，那里关于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简单，明确……”
舒拉说的话很少。他比过去谨慎了，好像每一句话都斟酌。这一次回来我感觉他变样了。很难用话说明他的变化。可能是我错了，可是我感觉：一个人即使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只走过一次非生即死的狭径，他就不高兴赘述关于战争，关于经历过的危险这一类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经看见了和体验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严肃得多了，但是同时也比过去更温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医院探望他的负伤的同志去了，回家时他的面目完全变了，我几乎认不出昨天的欢喜的壮士来了，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了。我惊疑地仔细看着这亲近的、还很年少的脸：那脸的颧骨和上下颚骨突然显得更清楚了，两眉皱着，上下唇紧闭着。
“法西斯匪徒把人毁得成什么啦！”他痛恨地说，“你知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过去的生活并不是平常的。他还不到一周岁就成了孤儿。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长大成人了。在军校毕业后，在列宁格勒抗拒了封锁，受了伤，被评为二等残废，但是他不顾这个，又上前线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弹片一下子打进了肺部、心脏，而臂上、腹部也受了伤，另外还有摔伤。他不能说话，不能转动，也听不见。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亚·罗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见我的时候多么高兴啊！……”
舒拉走到窗前，并没向我转过身来，忽然有力地、像赌咒那样热烈地说：
“我一定回来！没有腿、没有手、瞎了，我一样要活下去！
我很愿意，很愿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说：
“你别恼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是我在这里……我了解，应该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我实在难于这样做。”
“再呆些时间吧，亲爱的！……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横竖这对于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别的事，只能想前线……想我的同志们。如果可能的话，妈妈，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时间。”
我送他到白俄罗斯车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静。远远地在路轨上方，在清彻微绿的天空，闪烁着一颗低低的明星。
在这一刻，我送儿子上战场，深知在不久的将来炮火和死亡的风暴就要再围绕着他的这一刻，四周却这样的清静，我觉得这仿佛是很奇怪的……
我们买了软席车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车去，可是马上就惊慌失措地跳下来了。
“喂，妈妈，你知道么，将军在那里哪！……”他像小孩一样手足无措地说。
“悖慊故钦绞磕模蔽彝嫘Φ厮担罢庋趺葱校闵*前线去，可是却被自己的将军吓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台上站到最后一秒钟。列车开动了，我随着车向前走，舒拉站在踏级上向我招手。以后我跟不上列车了，我只能在后边看着。车轮的隆隆声音使我耳聋，疾速的气流险些没把我冲倒，两眼充满了泪……以后月台上冷静了，空虚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在看着儿子的脸和他的辞别的招手。
全心全意
又剩下我一人了。但是现在我并不觉得像过去那样难受，那样孤单；工作帮助了我。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曾用自己的书信，自己的同情，自己的衷心的温暖的热情支援了我。许多人曾来到我家，坚持地说：“您一定到我们的工厂来。您应该和我们的青年团员们谈谈话。”我一向希望能全心全意地向所有的这些人道道谢。
我知道：人在痛苦之中，只有一种东西能拯救他，这就是感觉到人们需要他，知道他的生存并不是无益的。无法忍受的惨祸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人们帮助了我，使我相信：不只是舒拉一个人需要我，而且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在他走后，人们没容许剩下我孤零一人。这对于我是很难的事，但是这事救了我：我成了人们所需要的人。
周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有热爱的手和热爱的心去做：战争使千千万万的儿童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家。“孤儿”这个词儿在我国差不多已经被忘掉了，但是现在又重新无情地涌现出来了。需要使那些被战争夺去了父母的孩子们不感觉他们是孤儿，需要替他们找回来父母的慈爱和家庭的温暖。
我开始工作了。
好的、真正舒适的、设备完善的保育院越多越好！真正的、聪明的、喜爱儿童的保育员越多越好！孩子们需要鞋子、衣服、营养，可能他们更需要爱、温情、亲切。处处建立了保育院。在所有的城市里，在工厂里，在集体农场里，都建立了保育院。人人都愿意为在战场上牺牲了的人们的子女做一点什么事。
我能参加这一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很重要的事！
那时候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到过唐波夫、梁赞、库尔斯克、伊凡诺沃，到过白俄罗斯、乌克兰，也到过阿尔泰、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到处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到处是孤儿，需要把他们安置在新家庭里或保育院里，到处都用充满了信任和温暖的眼睛迎接了我。我曾不停地学习：向自己的人民学习勇敢，坚毅。
还在１９４４年底，红十字会就曾派我去列宁格勒。
在从前上边是由青铜的青年手中咆哮挣脱着的克洛德骏马的脚台上，现在放着栽着鲜花的箱子，免得不习惯的空虚使人看着不快。墙上还留着警告人的字：“在炮轰时这方面比较危险”。但是受着全国的关怀和帮助的列宁格勒人，早已开始了修理楼房，安装玻璃，并且进行着填平和用柏油铺筑马路的工作。
和我一路走着一位不算年轻的妇女，她是电力工厂的锻接女工。她曾对我述说：在封锁时期，她和她的丈夫在邻接着的两架车床前工作。那时候他们是完全精疲力尽了，仅仅用顽强的意志、不屈服的决心来克服自己的困惫。有一次，她回头看她的丈夫，见他倒在地下已经气绝了。她走近他，站一会儿，就仍旧继续工作去了。她工作着，她的丈夫就在她身边，挨着直到最后一息没离开的车床倒着。停止工作，这就是对敌人让步，可是她不愿意让步。
在列宁格勒，我曾听到关于一位建筑设计工程师的故事：
他曾在被封锁的最困难的日子里进行了凯旋门的设计。人们也对我述说过那些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的情形：这些母亲们曾用尽一切力量由饥饿的死亡中拯救别人的孩子。听着这些述说，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
“我没有权利任意悲伤。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损失也和我的一样，是无限惨重的。他们生活着和工作着，我也应该活下去，并且工作。”
我还了解一桩事：卓娅的名字成为人民所敬爱的了。在她的名字的鼓舞下，我们的人、她的和我的同志们上了战场，或在工厂和田地里工作着，克拉斯诺顿的少年奥列格·柯歇伏依听到她的事迹之后，转告给他的朋友们，他们就重演了她的忠烈壮举。这些和她同属于一个伟大和亲爱的祖国的儿童们，也像同胞的兄弟姊妹一样，向她看齐了。
我感觉到：在人们的记忆里，卓娅生动地活着哪。她不只对我一个人是至亲骨肉，她在人民的记忆里是活的、勇敢的、不屈服的。这也帮助了我，使我愿意活着。
书信
我的侄子斯拉瓦常由前方寄信给我，他是从战争刚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的。
彼得·里多夫和我在卓娅墓前认识了之后也开始给我写信。信的内容，最通常的只不过是几句致敬的话，但是这几句话对我却是很宝贵的。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一向是寻索里多夫署名的前方通讯，他会简洁、镇静、勇敢地叙述一切事情，这是他的特殊天才。在这简洁镇静里涵蓄着巨大的力量。
倘若在《真理报》上很久不见这熟悉的署名，我就感觉不安：
我就开始像替至亲的人担忧一样，替他担忧。
每隔几天都有舒拉的信寄来：
“……情绪很好，特别是在最后一次攻击之后。在这一战役里我两昼夜多没出坦克。没死真是奇迹，周围都燃烧着，由于爆炸而轰动着，坦克像火柴匣一样，被震得往各方面摇晃着。总而言之，妈妈，你不要替我担心。”
“现在我正接收新组员和新的‘卡威’战车，这已经是第３辆，第１辆被打坏了，第２辆被烧坏了，我自己差一点儿就来不及由里边跳出来……我的旧组员里边智基里斯牺牲了，其余的人们全受伤了……我给外祖父写信去了，你也写吧。他害着病哪，并且是孤零一人。”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