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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就乐于讨好男人的女人，那些基本上把自己看做性的客体的女人，那些热爱自己形体美的女人，当她们看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形、变丑，不再能引起男人的欲望时，便会深深地感到苦恼。她们会觉得怀孕根本不是度假，不是丰富，而宁可说是自我萎缩。
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写道：
孩子现在越来越表现自己了。看到我大理石般美丽的身体变软了，变弱了，变横了，变形了，真让人感到吃惊……我在海边漫步时，有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感和威武感，我觉得这个小东西将是属于我的，唯一属于我的，但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落入可怕的陷阱，是个非常可怜的动物……我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又十分绝望，常想起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我在遥远国度的遨游，我的艺术发现，这些作为遥远的膝跪的序幕，把我渐渐地引到了这一天——孩子出生之前。一个农妇能有什么呢？……各种痛苦和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徒劳地告诉自己，每个女人都会有孩子……在人生的旅途中这就是一切，等等。不过，我还是感到害怕。怕什么呢？当然不是怕死，甚至也不是怕痛苦——一种我闻所未闻的莫名的害怕……我惊异地注视着我可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膨大了……我那可爱的年轻身材哪里去了？我的报负哪里去了？我的名气呢？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悲哀和沮丧。这种同巨大生命的比赛进行得太过分了。但当时我也想到随着孩子即将出世，所有这类痛苦都会消失的……我在那天晚上小心地等待着那不堪忍受的时刻……为了母亲的光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啊！
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母子有了分裂的迹象。对孩子的第一个动作，对世界人口发生的朝着子宫壁（它使他与世隔绝）的踢腾，女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感受。对这种预告一个独立的生命即将出现的信号，有的女人感到无限的惊奇，有的女人则可能对腹中的陌生人感到厌恶。
胎儿与母体的结合又一次受到干扰：子宫下垂，孕妇有一种受压迫、紧张和呼吸困难的感觉。
这时，她并不是为一般物种所占有，而是为即将出世的婴儿所占有；在此以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心理形象，一种希望；现在，他变成了一种眼前的坚固现实，而这种现实造成了新问题。
每一种转变都会带来极大的焦虑，分娩尤其令人惊恐不已。每当孕妇临产时，她童年的各种恐怖都会重现；如果有罪感使她认为母亲在诅咒她，她会确信她将死去或者孩子将死去。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就把年轻的丽丝描写成这类幼稚的女人：她们把分娩看成死刑判决；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在这时死去的。
分娩在不同情况含义大不相同：母亲既希望能保存这个作为她自我的一部分的可爱而又可贵的肉体，又希望能摆脱这个入侵者；她希望梦想终于能在她身上成为现实，但又害怕实现母性会带来新的责任。两种欲望都占支配地位，但她常在两者之间烦恼不已。在临近这种令人不安的灾难时，她往往也会表现出三心二意：她想向自己和周围的人——她的母亲，她的丈夫证明，她能够独自闯过难关；但她同时也会由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由于极其不满意自己仍然是被动的，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她的家庭恨恨不已。有独立性格的女人——主妇或男人气的女人，在快要分娩乃至分娩时，会愿意扮演主动角色；性格很幼稚的那些女人，由于被托付给助产士或母亲，将会是被动的；有些人会对没有大哭大嚎感到骄傲；也有些人会拒绝服从任何指挥。
总之，我们可以说，女人通过这种危机表明了她们对一般世界，对她们变成母亲的根本态度：她们也许是能吃苦的，听天由命的，苛求的，专横的，反抗的，被动的，或紧张的。
这些心理倾向，会对整个怀孕过程以及对分娩的困难程度，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分娩也受纯机体因素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女人和某些雌性家畜一样，在履行大自然分给她的功能时，需要得到帮助；有些在艰苦环境里生活的农妇和羞于见人的未婚母亲，是独自完成分娩的，但她们的这种行为，也经常导致婴儿的死亡和母亲的不治之症。女人就是在实现她的女性命运时也还是依附的：这再一次证明了，在人类当中，自然功能同人为作用根本不可能完全分离。在自然情况下，女性个体利益与物种利益的冲突十分激烈，它常引起母亲或孩子的死亡：
正是由于人为的干预，药物的或外科手术的，才减少了乃至近乎消除了以往屡屡发生的不幸。
麻醉技术使圣经的这句话大为失效：“你将在悲痛之中生下孩子”；采用这种技术，在美国已经很普遍，在法国也开始普及；由于1949年5月通过的法律，采用这种技术在英国已成为义务。还很难确定使用这种技术以后，女人的痛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脱。实际上，分娩时间从两三小时到24个小时不等，不可一概而论。对于有些女人，分娩简直就是一种殉难。
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的整个孕期是在烦恼中度过的，她的分娩痛苦由于心理障碍而加剧。她这样写道：
就说西班牙的宗教审判吧！没有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会对此种审判感到恐惧。相比之下，这只不过是个温和的游戏。无情而又残酷，明知道无法摆脱却又无人怜悯，这个可怕的无形的精灵紧紧把我抓住，在持续的抽搐中，把我的骨肉撕开。人们都说这痛苦很快就会淡忘。而我的全部回答却只能是，只要我闭上眼睛，就又会听到我当时发出的嚎叫声和呻吟声。
相反，有些女人认为这种折磨还是比较容易忍受的。少数人从中得到肉欲的快感。前面所提到的斯特克尔的那位病人，她就在自述中写道，她是一个性欲十分强烈的人，以至分娩对她也是一种性行为。有一个十分有魅力的护士来为她洗澡和冲洗，她觉得高度兴奋，一阵紧张。
也有些女人说，分娩让她们感到有创造力；她们的确是自愿完成这项富有成效的任务的。
与此完全相反，许多人则觉得自己是被动的——是受苦受难的工具。
母亲与新生儿的最初关系，也同样因人而异。有些女人因感到腹中空虚而痛苦：她们觉得她们的宝物被人偷走了。寨西尔·索瓦热在诗中表达了这种感觉：“我是蜂巢，群蜂离我而去”；还有：“他出生了，我失去了我可爱的小家伙，现在他出生了，我却感到孤单了。”
然而，所有的年轻母亲同时也都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好奇。能够看见和抱着一个在自己身体里长成并由自己生出的生命，这真是一个不曾见到过的奇迹。但是，在把新的存在带到世界上的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中，母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她并不晓得。要是没有她，新生儿就不会存在，可是他却离开了她。眼看着他出世，和她断绝了关系，她非常忧郁。而且她几乎总是失望的。女人很想让这个新出生的人确实属于她，犹如她的双手确实属于她；但他的各种感受却被他牢牢地封锁起来，他是不透明的，不可入的，自成一体的；她甚至不承认他，因为她不了解他。她独自经历了怀孕的过程：她和这个陌生的小东西没有共同的过去。她希望她能够马上熟悉他；但事实却不然，他是个新出现的人，她对接受他时表现出的冷淡感到吃惊。在她怀孕时的幻想中，他是一个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心理形象，母亲在考虑着享受做母亲的未来；现在他却是一个有限的小个体，而且呆在那里实际上是——依附的、娇嫩的、苛求的。在他终于来临给她带来的由衷快活中，夹杂着一种遗憾：她发现他不过如此而已。
分娩以后，许多年轻的母亲通过哺乳，同婴儿重建了类似动物的亲密关系；这比怀孕更累人，但使哺乳母亲可以延长度假的状态，可以享受到怀孕时所享受的平静与充实。柯莱特·奥德里谈到她的女主人公们时说：
给孩子喂奶时，她当然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喂奶也许要持续一段时间；她甚至不去想以后该做些什么。她只须等待，直到他像一个蜜蜂似的离开她的乳房。
但有些女人不能哺乳，在发现同婴儿的明确的新联系前，她们一直保持着最初那种令人吃惊的冷漠态度。柯莱特的情况便是如此，例如她不能给她刚出生的女儿喂奶，她在《晚星》中以惯有的真诚态度，描写了她开始做母亲时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闯进家来的这位不速之客……在我凝视的目光中会含有深深的爱吗？恐怕还不能这么说。我的确习惯于对什么事都感到好奇——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我对这个集壮观之大成的刚出世的孩子感到不胜惊奇：她的指甲，如粉红河虾凸壳一般透明，她的脚掌，还未落地就来到我们这儿。她的睫毛如羽毛般轻盈，垂落在她的双颊上，她的眼睛仿佛在大地景物和淡蓝色的梦之间。她的小小的性器官，犹如有浅浅沟纹的杏仁，两瓣嘴唇闭合。但我却无法为这种我常发出的赞叹起个名称，我不认为这就是爱。我观察着，等待着……从这我在生活中盼望已久的注视中，我并未产生一般入了魔的母亲的那种警觉和竞争感。我不知道那个信号——它对于我来说，将预示着迈进生活的更为困难的第二阶段——何时会出现？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说，通过多次叮嘱、潜在的嫉妒骚动、错误的乃至正确的事先警告，通过洋洋得意地控制我低三下四地创造出来的生命，通过我想一本正经地教训别人的多少有点虚伪的意识，我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平常的母亲。到目前为止，只有当她甜蜜的小嘴吐出清晰的话语时，只有当意识、顽皮乃至亲情使一个与其他孩子无异的孩子变成一个女儿，而且由一个女儿变成我的女儿时，我才能恢复平静！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