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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现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么是压抑的工具,而是一种欺骗的工具。与其说要女人以上帝名义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说要她相信,多亏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贵的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诱惑也为关于不公正已被克服的断言所制止。女人不再被否认有超越性,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上帝。灵魂的价值只有在天国才能衡量,并不依它们在人间的成就而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在这个世界只有职业不同的问题:擦皮鞋或建桥梁全都是空的;在社会歧视之上和之外,两性平等被恢复了。这是小女孩和少女成为比她们兄弟更为狂热的信徒的原因;上帝的眼光超越了男孩子的超越,这使他蒙受羞辱:他在这强大的监护下将永远是个孩子;这是比他父亲的存在所预示的阉割更为严重的围割。但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若是女性,她便会从这种眼光中得到拯救,变成天使的姐妹。这会取消yīn茎优势。真诚的信仰在避免自卑情绪方面对小女孩很有帮助: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上帝的造物。
因此我们发现,许多伟大的女圣徒具有完全属于男性的坚定性:圣·布里契特(St.Bridget)和锡耶那的圣·卡特琳,都傲慢地宣称要称霸世界;她们不承认任何男性权威。卡特琳甚至很严厉地给她的神父下命令;冉·达克和圣·泰丽莎在征途中表现出的刚毅,为任何男人所望尘莫及。教会对此回答说,上帝没有批准女人摆脱男性的监护;她已把否决赦免和否决革除教门的强大武器专门置于男人的掌握之中;冉·达克执着地忠实于她的梦想,于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虽然女人所服从的法律是男人根据上帝本人的意志制定的,她仍然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有力的庇护以躲避他们。男性的逻辑被神圣的奥秘驳倒了;男人的自尊变成了罪孽,他们为此进行的煽动是荒谬的、有罪的:为什么要重塑上帝亲手创造出的世界?强加给女人的被动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她在圣火旁边祈祷着,知道自己比在政治集会上游来荡去的丈夫离天国更近。拯救她的灵魂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顺从地活着就够了。生前与精神的综合完成了:
母亲不仅生了一个肉体,她还为上帝生了一个灵魂;这项工作比洞察原子的无用秘密更伟大。
在圣父的默许下,女人可以无视男人,勇敢地要求得到她那女性的光荣。
这样,上帝便不但恢复了一般女性的地位,而且每一个女人都可以从这位神圣的、漫不经心的唯一者那里得到特殊的支持。她作为一个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一旦以圣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愿望就是神圣的了。居荣夫人说,她懂得了(这和一个修女生病有关)“该用圣经指挥些什么,该用圣经服从些什么”;信徒就是这样用谦卑的服从掩饰了她的权威。当她抚养孩子时,当她管理修女院时,当她组织慈善团体时,她只是超自然手中的工具;她不可能违抗、不可能冒犯上帝本人。无疑男人也同样不能藐视这种支持;但是他们和别的男人打交道时这种支持并不太可靠,因为别的男人也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这种支持,所以这样的冲突只能用人的准则来加以解决。女人则祈求于神的旨意,专横地为她在别人(这些人已经属于她)
心目中的权威辩护,为她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辩护。如果她在她和上帝之间找到了这种真正有用的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她完全被她与自我的关系所占据——即便是这种关系影响了其他关系;因为在这种纯属内心的单独讨论中,上帝的沉默可以具有法律力量。
实际上,女人把宗教当做满足自己欲望的口实。她是一个性冷淡、被虐狂、虐待狂吗?
她以放弃肉体,以扮演殉道者,以扑灭周围的每一种生命冲动,来取得神圣性。她摧残、消灭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帝选民的某种资格;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完全拒绝给予他们世俗幸福的时候,她准备在天堂为他们选择一个位置。据虔诚的传记作者认为,科特纳的玛格丽特之所以虐待后代,是由于她错误地要“惩罚她自己以往的罪孽”;她只有喂饱了所有的流浪汉之后,才去喂自己的孩子。如我们所见,对不想要的孩子采取仇视态度是很常见的:这真是天赐良机(一点儿也不夸张),借此可以向他表达正当的愤怒之情。对她来说,水性杨花的女人很容易和上帝一起商量事情;虔诚的女人则得到明天将会赦免她罪过的保证,这常有助于她克服今天的良心自责。
不论她选择的是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谦卑,对自我拯救的关心都使她屈服于她最喜欢的快乐,即自我关注。她倾听她心脏的跳动,她注意她肉体的颤动,她的生存被在她心中存在的慈悲上帝证明是正当的,正如孕妇的生存被胎儿证明是正当的。她不但时常出神地审视自己,而且还向忏悔神父报告自己的情况;以前她甚至对当众忏悔感到无限喜悦。人们在谈到科特纳的玛格丽特时说,为了惩罚自己的片刻空虚,她站在阳台上像个正在生孩子的女人似的开始大喊大叫:“来吧,科特纳的百姓们,拿着蜡烛和灯笼来吧,出来听听这个罪人说的话吧!”她列举自己的种种罪过,向群星宣泄自己满腔的哀怨。她通过这谦卑的吵闹,满足了对常在自恋女人身上表现出的裸露癖的需要。宗教准许女人自爱(Self-love);它给她带来了她梦寐以求的导师、父亲。情人、神圣的监护人;它满足了她的白日梦,充实了她空虚的时间。但最主要的是,它通过让她对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秩序,证明她听天由命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女人到今天仍然是教会手中的一张有力王牌的原因;这也是教会对可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一切措施特别怀有敌意的原因。必须有为女人准备的宗教;同时也必须有让宗教不朽的女人,这就是“真正的女人”。
显然,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为,应当由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具有超越性,通常会使她无法具备人类最崇高的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大公无私、想像力和创造力;但这些品质即使在男性当中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也被束缚在一个中介性和工具性的范围里,被束缚在次要手段的范围里。工人通过政治行动逃出了这个范围,他表达了革命的意愿;但所谓的“中等”阶级的男人,却有意让自己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办公室职员和商人,注定要和女人一样重复日常的繁杂事务,认同于现成价值,尊重公众舆论,追求世俗的、无价值而又含糊的安逸,所以他们并不比和他们相随的女性优越。女人在烹饪、洗涮、持家和抚养孩子当中所表现出的独创性和独立性,要比唯命是从的男人更大。他长期以来整天都要服从他的上司,穿着白领衣服,保持着他的社会地位;她则可以穿着随便,在公寓附近闲逛,唱歌,和邻居说说笑笑;她为所欲为,极少有风险,总想一帆风顺地取得某些结果。她不像丈夫那样,生活在必须经常注意外表的气氛中。
卡夫卡写道,除了别的,办公室世界还是个繁文缛节、充满荒唐姿态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它基本上是男性的。女人更熟知现实;当办公室职员画完表格,或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的时候,他除了抽象物什么也没有掌握。在摇篮里被喂养的婴儿,干净的台布,烤肉,始终是更有形的资产;然而正因为她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感到了它们的(因而也感到了她自己的)
偶然性,女人才往往并不把自己等同于它们,她仍然有留给自己的东西。男人的事业既是设计也是逃避:他让自己为职业和“门面”所窒息;他经常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女人反对男人的逻辑和道德,她不会掉进这些陷阱,司汤达就对此颇感兴趣。她没有用自尊心去庇护自己,以逃避她含糊的地位;她也没有用人的尊严这个假面具去掩饰自己;她更坦率地暴露了她的散漫思想,她的情感,她的本能反应。所以,只要她不以丈夫的忠实“妻子”身份讲话,她不论为自己辩解些什么,所说的都不会像她丈夫那么令人讨厌。他讨论所谓的一般观念——这就是说,他在报纸专栏和技术著作中找到的词语、公式,她则揭示有限但却具体的经验。
众所周知的“女性敏感性”,是从神话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是从假托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但它也是事实,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注意她自己,更注意这个世界。她的性生活处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所以作为补偿,她有一种对“美好事物”的癖好,这可能引起过分的做作,但也可能产生真正的优美。由于她的范围有限,她无法达到的目标就显得异常珍贵;她不认为它们同概念或设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她仅仅是要展示它们的壮观。她的逃避意志表现为她对喜庆的热爱:一束鲜花,一块蛋糕,一张摆放得体的桌子,其微力虽然无用却令她深深陶醉;她喜欢把空虚的闲暇变成慷慨的奉献。她爱笑,爱唱,爱装饰物,爱小玩艺儿,她准备接受周围令她激动的一切:街市的风光,天空的景致。一次邀请,一次傍晚的外出,都会为她开辟新的视野。男人往往拒绝参与此类乐事;他回家时那快乐的声音便消失了,女人的确做出了他期望于她们的那种无聊而适度的姿态。
女人从孤独与隔绝的深处,悟出了她生活的个人意义。她对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有着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对她心灵的、她肉体的、她思想的冒险怀有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