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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在她看来,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她的不结果的虚荣心来自于这一事实:她十分喜欢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所以,这群玩弄艺术和文学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障碍,也往往会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继续左右为难。无法忘却自我,是一种缺憾,它压在她们身上时,会比压在其他职业妇女身上时更沉重。如果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满足于表面成功,她们就不会专注于世界,因而她们也就不能通过艺术去改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决定去绘画是因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绝于现实。她其实并不喜欢绘画: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的报负和空洞梦想不会向她揭示色彩或画面的含义。女人不是慷慨地献身于她所从事的工作,而是过于经常地认为工作只不过是对她生活的装饰;书画仅仅是她公开展露主要的现实——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问题:维热…勒布伦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画布上。女作家会不断地说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谈论一般问题的时候,于是,一个人在没有读到作者的体型和肥胖程度时,是不可能知道她对自己的发色、她的性格特征所做的戏剧性评论的。
当然,这个自我并不总是可惜的。几乎没有哪种书能比某些忏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们必须真诚,作者必须有东西可忏悔。女人的自恋使她贫乏,而不是使她丰富;由于除了自我关注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消灭了她自己;甚至连她的自爱也是固定不变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实的体验,而是用陈词滥调树立起来的想像中偶像。人们不会责怪她像贡斯当或司汤达那样,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说里;但麻烦的是,她太经常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无聊的童话了。少女借助于想像,向自己隐瞒了其残酷令她感到恐惧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当逐渐变成女人时,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笼罩在诗一般的迷雾中。当真相认掩饰下显露出来时,有时收到的效果会极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尘》和《永恒的宁芙》这类无聊的逃避现实的小说又何其多也!
女人想逃避这个常让她感到受轻视、被误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遗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内瓦尔、埃德加·爱伦·玻之类人物那样大胆地逃走。她的胆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取悦于人是她第一要关心的事;她还常常担心,仅仅由于从事写作这一事实,她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学者”这个词虽然陈!日,但仍有可恶的言外之意;
况且她还没有勇气做一个令人不快的作家。一个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永远会让人感到震惊,永远会受人诽谤,除非他死了;新事物总会引起不安和反感。女人还会对得到思想界、艺术界即男性世界的承认又惊又喜。她的行为极其谨慎,唯恐乱了阵脚,唯恐受到调查,唯恐被人戳穿;她觉得她应当通过朴实高雅的格调,去求得对她在文学上自命不凡的原谅。她保证保持一致有可靠的价值;她准确地赋予文学以人们期望于她的个人风格,用精选出来的优美、做作和雕琢的词句,提醒我们注意她是一个女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她擅长于创作畅销小说;
但我们不应当期望她会在陌生的道路上去冒险。
并不是说这些独立女人在行为或感情方面没有独特性;相反有些人实在是太独特了,以至应当把她们给关起来;总之,她们许多人会比她们拒绝接受其约束的男人更古怪、更反常;
但她们把奇特的天才用在她们的生活方式上,用在她们的高谈阔论上,用在她们的书信来往上;她们若是从事写作,就会对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去说。另一方面,若是女人愿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达自己,她便会一心想窒息她本来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独特性;她和女学生一样,也容易变得谨慎和迂腐;
于是她会去模仿男性的严密和气魄。她可以变成优秀的理论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实的能力;
但她将不得不放弃她身上的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是疯子,有些女人则有健全的理性,但谁也不会既有那种疯狂,又有那种我们称为天才的理性。
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许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现在则越来越逃避自恋和虚假魔力所设下的陷阱;但是,从未有人完全蔑视过谨慎,试图出现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当然有许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她们是资产阶级的杰出女诗人,因为她们是这个面;临威胁的阶级当中的最保守成分。她们用精选出来的词汇,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文明加以提炼;她们赞美中产阶级的幸福理想,用诗一般的斑斓色彩去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她们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说教,目的在于说服女人“保持女性气质”。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园。个性突出的老人、淘气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会。
化妆品、客厅、舞会、不幸却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献与牺牲的妙处、有点不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战争与和平》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忏悔录》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