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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求对方“那怕举出一件当代生活中的，无论是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无情的否定”。
屠格涅夫肯定巴扎罗夫，他理解到，为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否定是种有效的武器，它具有历史意义。作者善于捕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进思想萌动，他看到了否定派即虚无主义者“对人民的需要更为敏感”（作者语），他们的心曲与人民有互通之处。巴扎罗夫反驳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您不赞成我的选择，但谁对您说我选择的道路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我祖父种过地，您去问你们的任何一个农民，看他首先认作同胞的是您还是我。”书中形容巴扎罗夫“仆人对他几乎都有好感，尽管有时要挨他的取笑，他们觉得这人不是老爷，而是自己人”；“他有一种使下人信赖的特殊本领，虽则从不迁就他们，说话的口气也是懒懒的”。所有这些素质，都为作者所肯定，所珍视。
但作者笔下的巴扎罗夫缺乏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他“否定一切”，但在建设方面，据巴扎罗夫的话说，“不是我们的事。首先要把地面打扫干净。”他无疑带有左倾无政府主义极端性。在作者笔下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继承叔本华的基本观点，但不同意他，虚无主义者有着对一切进行无情地破坏的自发性，他们想法片面，老是怒气冲冲，脸色阴沉。屠格涅夫描写巴扎罗夫这个人物的严峻外貌是：说话粗鲁，语气傲慢，避开“浪漫主义”的即一切诗情画意的属于心灵感受的东西。一八六二年作者致函赫尔岑说：“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为理想人物来描写，我不把他有何思想体系看得那么重要，我主要想把他写成一条狼而又为他辩解——当然，这很困难，看来我没能做到。”
巴扎罗夫不屈从任何权威，不把任何准则当作信仰，即使这准则是多么受到尊重。赫尔岑把巴扎罗夫的这种虚无主义归结为“完全、彻底摆脱了一切现成概念和陈规旧俗”。杜勃罗留波夫进一步认同：“新人——他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反对者，因为唯心主义哲学把准则看成高于朴素的生活真理。”巴扎罗夫对借抽象法得出的科学概念确无好感：“指的是什么科学？泛泛的科学吗？科学一如手艺，有具体的门类，而泛泛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在此他只承认具体的科学，而把“泛泛的科学”即哲学彻底否定了。他把哲学看成是“浪漫主义”哲学，腐朽，胡说八道，与浪漫主义是等同概念。曼恩由此认为巴扎罗夫的思辩“从黑格尔的Allgemeinneit总体中得到了解放”。巴扎罗夫认为人的行为不由抽象的、必须遵循的准则，而是由现实生活决定的：“总的说来，准则是没有的，……只有感觉。一切都取决于感觉。”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所奉准则的抗议也就是民主主义者对唯心观的抗议。那时平民中的民主主义者按杜勃留波夫说法“不但懂得，而且亲身感受到，世上绝对的东西是没有的，一切事物只有它的相对意义”，因此他们断然“摆脱开绝对理念而去接近现实生活，用他们的现实观替代一切抽象概念”。把小说《父与子》中发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原因，正是该年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彻底决裂。屠格涅夫着重描写了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贵族中较为进步和开明的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后者的代表则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作者选择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说明，两种势力的较量乃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对抗，“新人”巴扎罗夫用以反叛“先生们”、“老爷们”的虚无主义带有直接反对贵族的性质。两者彼此仇视，仇视表现在衣着、行为举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识层次。
巴扎罗夫初见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便为他那“妄自尊大、拿腔拿调、绔绔习气”，“目空一切的架势”和贵族仪容而表示反感，他以几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凌辱基尔萨诺夫：“老古董！”
“人在农村，可你看他那副穿戴！而他那指甲，那指甲呀，值得拿去展览！”而后者“贵族的秉性难于容忍巴扎罗夫的放肆”，骂“这个医生的儿子，不单没有一点儿对长者的敬畏，甚至答话有气无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在争辩中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把自己说成是个热爱进步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贵族”——“英国贵族”，“贵族给予了英国自由并支持着这种自由”。可是巴扎罗夫不屑一顾：“这种老调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因为在当时，英国之于俄罗斯，相去何止天渊。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自由主义式的爱民观点和改革，关于宪法、议会的美丽词句嗤之以鼻，他自己准备投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他为自己订下值得“巨人”去做的任务，他要求积极的社会变革：“改造好社会，病根也就清除干净了。”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民主主义者否定一切的历史必要性时，并没有把虚无主义者提高到战胜贵族——“父辈”的高度，即使在写巴扎罗夫和帕维尔·基尔萨诺夫雄辩式的争论时他也没有完全站在巴扎罗夫一边。例如，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反驳巴扎罗夫说，社会之所以取得进步不是由于否定，而是对“文明成果”的肯定，虚无主义者仅仅是为否定而否定，他们好比是生活在没有空气的真空里。
在此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之间的冲突看作是两种社会历史势力的较量，而两者却都陷进了片面性误区；冲突双方只部分地有理，俄国知识分子的两极虽都了解和同情人民和他们的需求，但在两者之上还有某个第三者——俄罗斯人民，最后判断，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暂时还是个“斯芬克斯”——谜。
超脱于两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严格地、客观地重视争论双方的实际缺陷，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方能做到。我们不能断言屠格涅夫完全属于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但他确实把两派陷入误区的纷争写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性结局。
作者理解民主主义者要与贵族分裂的历史必然，但他反对对“父辈”文化遗产持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父辈有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弱点和历史性局限，但他有对美的敏感，有对待生活中哀乐的细腻感情，能觉察人在没有幸福时的痛苦，他爱诗、爱艺术、爱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尼古拉·基尔萨诺夫就是一个富有诗感的人，他喜欢“让他悲喜交加的孤独思绪自由翩跹”，他，“老浪漫主义者”，在花园里，在夜晚，当满天星斗闪烁着的时候来点儿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累得走不动了，可他那飘若游丝、穷不见尽的愁思在他心中激荡不散。”至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他生来就不是浪漫主义者，他那铁一样坚冰一样冷的带点儿法国厌世主义的心是不善幻想的”，但就是这个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也有其人性内涵，他遇上了“生命的神秘力量”，成了他自己的爱的激情的牺牲品，从而不得不沉沦于“可怕的空虚”，失落于“无目的的生活”，他“孑然一身，渐入黄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惜、老之将至、青春不再的岁月”。
另一方面，作者赞赏“子辈”即虚无主义者的刚毅，反封建的锐气，却并不赞赏子辈对美的冷漠，对文学艺术的观点，尤其对待浪漫主义激情、对待人的内心感情方面的态度。
为历史所需的巴扎罗夫的否定一旦进入人的感情领域，它就变得虚而不实，从而也导致了巴扎罗夫的自我矛盾。按书中所说，巴扎罗夫“非常喜欢女性，喜欢女性美”，但“他把骑士式感情当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在女性身上首先看重的是“窈窕的身段”，与她们交往中想的是“愉悦”。可是巴扎罗夫破坏了自己的理论，真心实意爱上安娜·奥金左娃了，他发现自己身上就有为他原先所敌视的、与虚无主义者观点相悖的浪漫主义，而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在和安娜·奥金左娃谈话的时候，他用较之以前更为冷淡和轻蔑的态度对待一切浪漫倾向，可当他独自一人时，一想起自己就有这种浪漫倾向不由脑火。”巴扎罗夫把否定推到极限时，他的行为和感情反过来破坏了他的虚无主义，与旧的社会制度搏斗必不可少并行之有效的否定，结果与人的感情和秉性不能适应。当此情况下巴扎罗夫的“浪漫主义”个性开始显示了正面的人的自然属性而不再屈从他的虚无主义了。
但是，他那虚无主义却又企图制止、支配他的感情流向，于是两者的矛盾斗争导致了巴扎罗夫的个人悲剧。书中说道：“他本可以轻易地平息血液的骚动，但他体内孕育着某种新的东西，对此他从未允许存在过并曾有意地把它克制过，他的自傲曾坚决反对过。”他用尽一切力量来压制自身的天性；结果如何呢？情场失败后他戏剧性地承受着单恋的痛苦和委屈，失去了内心的平衡，心灵的欢愉和工作的情绪。“工作的狂热劲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绪不宁，他一举一动都显得那样疲惫，甚至他行走时也不再是迈着那种坚实的、勇往直前的步子。”巴扎罗夫说他自己在糟蹋自己并非出之偶然，因为他曾嘲笑过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曾嘲笑过他的爱情悲剧，然而他现在轮到自己感受爱情悲剧带来的伤痛。
巴扎罗夫的心灵危机也表现在哲学的和社会的悲观主义中。他和阿尔卡季躺在干草垛旁出声想道：“我所占有的这一小块地方比起广大空间来是如此地狭小，而那广大空间里没有我，也与我无关；我得以度过的这个时段在永恒面前是如此地渺小，而我到不了永恒，永恒中没有我……可就在这题原子中，在这数学的一个点上，血液却在循环，脑子却在工作，有所希冀……”人与自然不是相悖的对立关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