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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者按：隆对巴巴罗沙的辩护是不寻常的；大多数其他德国军事作家都谴责它是两条战线作战的致命开端。看来隆似乎是参与了这个行动的策划工作，要不就是参谋部送呈的计划，正好与他在最高统帅部所作的研究相吻合。每一个人都珍惜自己的思想，军人更是如此。
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论点，在许多别的军事历史中并不强调。早在一九四○年七月，希特勒就计划进攻俄国。当时互不侵犯条约才签了一年，斯大林还一本正经地把大量战争物资，包括石油，运到德国去。希特勒的行为看起来倒象是有点不守信用，如果在这两个大凶犯之间还有信用可讲的话。在德国著作中一般替自己开脱的说法是，苏联军队的部署表明了斯大林的进攻意图，而希特勒不过是比他先下手而已。但是大多数德国历史家现在承认，俄
国人的部署是防御性的。希特勒始终把进攻俄国以便取得Leben－sraum①看作是他的主要政策。所以很自然地，他会在一九四○年七月就开始策划，当时他的强大的陆军力量正处在最高峰，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就是全景，石油供应问题也许只是一个细节。然而无论如何，隆的议论说明了希特勒的问题。
①德语：生存空间。
第45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这出戏的角色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的舞台变成了一个星球，在只照亮一半布景的太阳聚光灯下旋转，而且总是从东边转向西边。在德国人侵入俄国的日子，在最东边的人，是莱斯里·斯鲁特。
天刚蒙蒙亮，在莫斯科西边三百英里的地方，无数只德国手表正指在三点十五分上，这时候，德国的大炮，沿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战线，从冰冻的波罗的海直到温暖的黑海，开始隆隆地轰击。同时，成群的德国飞机，提前起飞，越过边境，开始轰炸苏联的机场，把成百架的飞机炸毁在地面上。晨星依然在大路的上空，在铁路的上空，在芬芳的原野的上空闪烁，这时候，装甲兵纵队和步兵师团——无穷无尽的年轻强壮的条顿人，头戴钢盔，身穿灰色军服，在通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广阔的波兰平原上，向着微露橘黄色光芒的乌黑的东方滚滚地大步挺进。
太阳出来不久，在莫斯科，一个满脸愁容、浑身发抖的德国大使对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既然俄国显然要进攻德国，因此元首明智地命令德国武装部队为了自卫首先进行攻击。据说，莫洛托夫那张灰色的、平板的椭圆形脸上露出了一种稀有的表情——惊讶。历史也这样记载着，当时莫洛托夫说：“我们该受到这种对待吗？”这位德国大使传达口信完毕，就溜出了房间。他毕生为了恢复拉帕格①精神即俄国和德国的巩固联盟而工作，最后终于被希特勒枪毙了。
①拉帕洛，意大利城市，1922年德国和苏联在此签订条约。
不只是莫洛托夫对这次入侵惊讶。斯大林也惊讶。在俄国，只有斯大林的一言一行举足轻重，因此红军和全国也都惊讶。这次进攻，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术上的成就，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三百五十万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四百五十万武装人员。六个月之后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双方各自只有几千战斗人员卷进去，相比之下，规模差远了。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利用事件来证明他们的教条。这对宣传有利，然而是坏的记录。有些事实无法用党的理论来解释，就被丢在一边了。在这场俄国人叫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不喜欢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名词——的规模巨大的陆战中，许多事件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断言责任在于斯大林，因为他忽视了告警的情报，因而德国的突然袭击得以成功。这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看待惊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如果就事论事，这确是事实。
阳光照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塔上，从莱斯里·斯鲁特公寓的窗户里可以看得见；阳光也照到窗边写字桌上摊开着的一封娜塔丽·亨利从罗马写来的信上。
斯鲁特很晚才上床，这会儿他还在睡。娜塔丽写给他一封快乐的长信，因为埃伦·杰斯特罗突然拿到了护照！的的确确他护照已经到手，他们正在准备搭一条七月初起碇的芬兰货船走；搭船走埃伦甚至有可能带走他的大部分藏书。娜塔丽对拜伦在白宫干的事一无所知，所以她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来感谢斯鲁特。这个消息使这位外交官大吃一惊，因为在意大利，他觉得好象碰在包了棉花的石壁上，这是国务院办事的特点。他的回信没写完，还放在她的来信旁边。他对这件事的成功谦虚了一番，然后罗罗嗦嗦地解释了一阵为什么他认为谣传即将对俄国入侵的消息不可靠，为什么他断定万一德国人进攻，红军一定能把他们打退。他想针对娜塔丽怀孕的事，找几句吉利话，就搁下笔上床了。等到闹钟把他叫醒，他的信已经过时了，不过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点。
他望望窗外，看到的是莫斯科早晨的惯常景象：蒙眬的蓝天，戴帽子的男人和包头巾的年轻妇女走着去上班，一辆拥挤的肮脏的公共汽车摇晃着驶上坡去，老太婆在牛奶铺门口排队，更多的老太婆在一家面包房门口排队。克里姆林宫耸立在河对面，巨大、宏伟、宁静；它的围墙在早晨的阳光下呈暗红色；大教堂上的许多圆顶闪着金光。没有空袭警报；也还没有高音喇叭和无线电广播。一片和平宁静的景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跟那些已经被他们引向灾难的人民一起分尝这种惊讶之前，稍稍等待了一会儿。但是在前线，几百万红军已经分尝了这种惊讶，而且正设法在德国人可能杀死他们之前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斯鲁特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心情轻松地到大使馆去，想在这个平静的星期日把一些拖延下来的工作干完。他发现使馆楼里一片忙乱，完全不象星期日。他这才知道，德国人又来了，不禁胸口一阵恶心。
初升的太阳向西移到明斯克。射向一条宽阔宁静大街的阳光，照到一个头戴布帽、一身宽大的旧衣服上沾满面粉、脸刮得很干净的工人身上。如果娜塔丽·亨利也走在这条街上，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出她的这位亲戚班瑞尔·杰斯特罗了。他的胡子刮掉了，那张宽阔扁平的斯拉夫型脸盘，一个农民的蒜头鼻子，再加上这身旧衣服，他的外表看起来象个地道的东欧人。他也许是一个波兰人、匈牙利人或者俄罗斯人；这三种人的语言他都精通，可以随便冒充哪一种人。尽管已年过五十，班瑞尔走路还是很快，今天早晨他走得更快。在面包作坊，从他藏在面粉袋后面的一只德国短波收音机里，他已经听到戈培尔在柏林宣布这次进攻。下班以后，他就听到老远有一种熟悉的声音：炸弹的隆隆声。他很担心，但是并不害怕。
娜塔丽·亨利见到班瑞尔的那会儿，他是一个虔诚殷实的商人，新郎的幸福的父亲。班瑞尔有另外一面。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他参加奥地利军队在东线服役。他曾经被俄国人俘虏，从战俘营逃出来，穿过森林回到奥军战线。一九一六年动乱时，他参加了一个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混合部队。在从军初期，他就学会了做面包、做饭，以避免吃禁食的东西。他可以一连几个月只吃面包、烤土豆或煮白菜，同时做美味的汤和肉汁，而这类东西他碰都不碰。他懂得军队生活，他能在森林里过活，他知道怎样和德国人、俄国人以及十来个多瑙河小国家的人相处。对班瑞尔说来，排犹主义是事情的正常状态，并不比战争更使他害怕，他已经有经验对付它了。
他离开铺着石子的主要大街，拐入弯弯曲曲的肮脏的小街小巷，经过一幢幢木板平房，来到一个院子，那里弥漫着一股早饭、柴烟和仓库的味道，小鸡咯咯地叫着在泥地里乱跑。
“你下班真早，”他的儿媳妇说，她一只胳膊上抱着一个啼哭的孩子，一只手搅拌着木柴炉子上的锅。看得出来她又怀孕了；她那剪短了的头发上包着一条头巾，脸色憔悴而烦恼，这个一年半以前的新娘看来老了十五岁。她丈夫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羊皮外套，在一个角落里喃喃地念一本破旧的《泰穆特法典》①。他的胡子也刮掉了，头发也剪短了。三张床、一只桌子、三把椅子、一个有栏杆的小床，塞满了这个暖烘烘的小房间。四个人都住在里面。班瑞尔的妻子和女儿，一九三九年冬天都得了斑疹伤寒死去了，这病是华沙遭轰炸后流行起来的。那时候，德国人还没有把犹太人围起来；班瑞尔花掉不少储存的钱做贿赂，把他自己、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赎了出来，离开城市，加入了缓缓东行的流亡者行列，经过小路和森林，到了苏联。俄国人接受了这些人，待他们比德国人好些。尽管他们大部分得去乌拉尔山那边荒僻的难民营。班瑞尔带着他家里剩下的人到了明斯克，这里有他的亲戚。几乎城里所有的面包师都参了军，因此明斯克的移民局就让他留了下来。
①犹太教的希伯来语经典。
“我早回来是因为德国人又来了。”班瑞尔从儿媳妇手里接过一杯茶，在椅子上坐下，忧郁地对她吃惊的神色笑了笑。
“你没有听见炸弹声音吗？”
“炸弹？什么炸弹？”他的儿子合上书，抬起头，苍白消瘦的脸上现出了恐惧的表情。“我们什么也没听见。你是说，他们现在在打俄国人？”
“刚开始。我是在无线电里听见的。一定是飞机扔的炸弹。我猜德国人是在炸铁路。打仗的地方还很远呢。”那女人哄着用小拳头捶她的号哭的孩子，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不会那么快把红军打垮。”儿子站了起来。“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走。”
“走到哪儿去？”父亲问。
“东边。”
班瑞尔说：“我们一走，就不能停下来，得一直走到西伯利亚。”
“那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