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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⑦。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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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②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跋涉的人们》收短篇小说四篇，一九二九年北新书局出版。
③台静农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员。《地之子》收短篇小说十四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④柔石（1902～1931）参看本书《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
⑤魏金枝（1900～1972）浙江嵊县人，作家。《七封信的自传》，收短篇小说六篇，一九二八年上海人间书店出版，原题为《七封书信的自传》。
⑥刘一梦（？—1931）山东沂水人。《失业以后》收短篇小说八篇，一九二九年上海春野书店出版。
⑦这里说的钱杏邨“和茅盾扭结”，指钱杏邨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反复引证藏原惟人的《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文，来评论茅盾的作品和反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
习惯与改革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阴历②，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③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④，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⑤，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⑥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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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②禁用阴历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③《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④浪漫古典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⑤“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⑥乌略语夫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一电影与观众
电影的发明，是新的印刷术的起源。曾经借着活字和纸张，而输运开去，复制出来的思想，是有着使中世的封建底、旧教底社会意识，归于坏灭的力量的。
有产者底社会的勃兴，宗教改革，那些重大的历史底契机，由此得了结果了。现在，在思想的输运上，在观念形态的决定上，电影所负的任务，就更加积极底，更加意识底了。
它是阶级社会的拥护，也是新的“宗教改革”。
这新的印刷术，是由于将运动的照相的一系列，印在Zelluloid的薄膜上而成立的。那活字，并非将概念传给读者，却给以动作和具象。这在直接地是视觉底的这一种意义上，是无上的通俗底的而同时也是感铭底的活字，在原则底地没有言语这一种意义上，则是国际底活字。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的效用，就在这一点。
当考察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之际，比什么都重大的，是电影和在那影响之下的大众的关联。
我想用了具体底的数目字来描写它。
据英国的电影杂志《TheCinema》所发表的统计，则一星期中的电影看客之数，其非常之多如下。
亚美利加
常设馆数15，000
人口106，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47，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45％
英吉利
常设馆数3，800
人口44，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14，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33％
德意志
常设馆数3，600
人口63，000，000
每星期的看客数6，000，000
对于人口的比率10％
（HansBuchner－ImBannedesFilmsS。21）
又，这些常设馆的收容力的总计，是可以看作每日看客数目的平均底数字的，如下表所示——
常设馆与收容力
常设馆数收容人员
亚美利加15，0008，0O0，000
德意志3，6001，500，000
英吉利3，8001，250，000
于这些数字，乘以365则得
8，000，000×365＝2，920，000，000（亚美利加）
1，500，000×365＝547，500，000（德意志）
1，250，000×365＝456，250，000（英吉利）
就可以算作一年间的看客总额的大概。
但这些数字，还是一九二五年度的调查，若据较新的统计，则世界各国的常设馆数，总计约在六万五千以上。内计——
亚美利加20，000
德意志4，000
法兰西3，000
俄罗斯10，000
意大利2，000
西班牙2，000
英吉利4，000
日本1，100
（LéonMoussinac—PanoramiqueduCinéma，PA17）⒂
由此看来，则美，德，英三国，在馆数上，显示着约三成至一成增加。于看客数，也可以想定为大约同率的增加；于这三国以外的诸国，也可以推为同样的增加率。
就是，虽在一九二五年度的统计，一年间的电影看客的总额，就已经到了在亚美利加是约二十九亿，在欧罗巴是二十亿，在亚细亚，腊丁·亚美利加，加拿大，亚非利加等是十亿，总计五十九亿那样的好像传奇的空想底数字了。
Moussinac所举的数字，并未揭出调查年度。推想起来，恐怕是一九二七年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