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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粘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
魏处长当即兑现法币一万元。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钜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巳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巳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到:“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心甚痛焉。”
6月10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10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五十一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才于几十年间对涉及花园口决堤的资料倍感兴趣,悉心搜集。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确实是重大的。
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10日前后,中**队在京水镇(郑州以北15公里处)附近,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尉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6月13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工兵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40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6月17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6月16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161。5吨。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第二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
2、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撰有日军侵华史长编。其中第440页记载如下:“中**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寇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巳,一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花园口决堤后,由于形成黄泛区这一钜大地障,终于迫使敌人止步于平汉路以东,我唐、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敌铁蹄践踏。唐、白河流域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正由于有了黄泛区这一地障,我第一、第五战区才分别得以在洛阳、老河口立足,与江南诸战区遥相呼应,从而确保西北、屏障陪都。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6月17日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巳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86岁的历史亲历人,泪洒江河啊……
我们所学习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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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熬北大演讲,说:“我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北洋?”让不少国人云里雾里,难明其话深意。
这话往浅了听,是说今天你我立足这块北大的地方,却也是北洋时期建起的呢,百年北大,最辉煌的却还是北洋时蔡元培任校长那段兼容并包的时期呢,百年往复,言论自由遑比当年?究得深了,涉及近现代史历史的更多真面目,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所谓北洋,指的是以晚清发迹于湘军、而后独成淮军系统而就北洋大臣李鸿章掌管的海陆军体系,后称北洋,这基本上已经是晚清时中国国家军队的半壁“江山”了。所以说,真正的北洋军人,是亲身亲历了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列强欺侮的历程,他们关于国家危亡民族大义的认识,是在饱尝屈辱后,在血与火拼杀中亲身体验过、认识最深的。
其后以中日甲午海战为开端到八国联军(有日本)进京,再到后来日本一步步侵占中国,从而种下了中日国家与民族间的世仇。可以说,北洋军人个个都是亲身经历或耳濡目染日本对华的步步侵略,浑身上下都张掖了对日的情仇,所以这个集团是后来历世军事政治集团里民族气节最高、高级汉奸出得最少的军政集团。
从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华起,日本学习中国“以夷制夷”政策,变通采取“以华制华”策略,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因此成了他们首要争取的对象。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历史名声都不大好的“粗鲁中**人”,多半让日本人碰了个灰头土脸。
一世枭雄的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
李鸿章身后北洋的头面人物是袁世凯。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早年的袁世凯曾是一个真正的抗日英雄,他1882年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朝鲜,敉平了日本人暗中操纵的叛乱。之后在出任清政府派往朝鲜监国的12年中,曾经练新军以抗日本军力进入,并果断平息了二次由日人操纵的朝鲜叛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政治利益。这为袁赢得了知兵的美誉,以至于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朝鲜局势非袁不能稳定,袁是当时中国抗日最前线的镇国柱石。
袁身后的历史罪状主要被定性在“出卖维新”、“21条”和“复辟帝制”上。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比如仿英国虚君共和或仿日本实君共和,复辟帝制都视为“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这也是革命党人激烈攻击甚至发动讨袁运动和他的势力迅速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但退一步想,中国从旧中国封建几千年,一步跨进现代社会是不是过激了?对当时的新政领导人要求一步到位,达到全新之新,是否要求不切实际?后来历史验证的效果好吗?袁世凯当然掺杂了私心的君主立宪(洪宪帝制)渐进式社会变革,是否一定就比激烈的流血革命而后造就的党国**独裁体制差?
袁“出卖维新”一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存疑;签订“21条”,属弱国无外交的无奈之举,也有今人解读“21条”,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曲尽心力维护了不少国家主权。当时没有办法的“袁北洋”,只得偷偷让副手赵秉钧化装进入西洋使馆,将日本胁迫中国签订“21条”详细内容公告天下,使得列强为各自在华利益插手干预,更激起国际国内舆论大哗,从而为中国争回了不少国家利益。
签约后他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后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的书,印了五万册,密存于山东模范监狱中,称洗雪国耻日就是此书见天日时。他在死前自撰一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华再造共和”。可见从旧中国走出的共和英雄不无悔意。
而同时期的“国父”孙中山,却在为得日本资助谋国执政,甚至私下与日本签订了比“21条”更丧权辱国的“孙氏21条”,出卖东三省利益,种下了日后“九*一八”东北沦陷而国府不敢公开应战的恶因。
做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北洋之后闲居家中。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