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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不意教学教了几十年，还从来没见过敢在课堂上公然站出来质疑并当堂与她辩论的学生。那一瞬，脸上竟有对反动分子活跃猖獗的那种义愤填膺的表情出来，她剜肉似地盯了我一眼，以掌握着绝对真理的话语霸权口吻定论说：“这是民族大义，春秋书史，是不容质疑的！”顿顿，她觉得言犹未尽，补充了句：“象他这样的大卖国贼，是绝不会有翻案和充许有人为他翻案的那一天的！”
我坐那了然无趣，颇不服气摇着头，想和她辩论我在其他“闲书”上看到的李鸿章的另一种面貌与评价，完全不象我们历史书上描述的那样是“除了热心于卖国之外，没有做什么好事”。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洋务维新期间建矿山，搞航运，设工厂，办电报，修铁路，开银行，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建起了中国现在都没有达到的排名世界前8的强大现代海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成了清政府的替罪羊，被革职夺爵，待罪于北京的贤良寺，从此远离了大清帝国的政治中枢，随着李的失势，他和同仁们苦心经营想改良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悄悄谢了幕。
回首这段帝国往事，可以从一些历史轨迹上，印证这一观点。甲午战争之后，以荣禄为首的满蒙贵族进入了帝国中枢，清政府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就停止了，甚至出现历史倒退和反动。修好的铁路被拆，矿山被封，传教士被驱逐，进而排斥洋人和外来的一切文明，最终爆发了义和团这样波及直隶、山东、山西等地的严重盲目排外事件。这种倒退使得大清帝国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垮台。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不仅使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破灭，也促使一个朝代的灭亡。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慨叹李鸿章最终无法成就改革大业，实乃因为其被“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也”，梁启超在甲午海战兵败后也评论说：“（李鸿章）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
但想想这课堂上本不是讲理的地方，也不是辩论的场所，我们的威权教育也没这个传统，只好忍忍算了。方老师教训完了学生，晃了晃满头花白的包菜头发，又沉浸到她偏执的历史观中讲授教学中去了。
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北洋军阀是一概否定的，过了没几堂课就讲到袁世凯这一章了。对他的前生半世的事迹几乎没有介绍，袁的历史痕迹和罪状，主要被定在“出卖维新”、“21条”和“复辟帝制”上。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复辟帝制都是历史潮流的反动，这也是革命党人激烈攻击甚至发动讨袁运动和他的势力迅速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但“出卖维新”一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存疑；签订“21条”，属弱国无外交的无奈之举，也有今人解读“21条”，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曲尽心力维护了不少国家主权。
因为真实历史教育的缺失，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了袁世凯的复杂多面，早年袁曾做过很多益国益民的好事。如他在1882年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朝鲜，敉平了日本人暗中操纵的叛乱，之后在出任清政府派往朝鲜监国的12年中，曾经练新军以抗日本军力进入，并果断平息了二次由日人操纵的朝鲜叛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政治利益。这为袁赢得了知兵的美誉，以至于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朝鲜局势非袁不能稳定。
后1895年李举荐袁到小站练兵。1905年7月，他和张之洞等人联名向清廷奏请逐步改良政治体制，以便12年后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年9月，袁世凯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奏请改革教育体制，请求清廷立即废止陈腐不堪的科举八股，广设新式学堂，学习有用之科学。科举制度废止后，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骤然涌现。据清末学部在1907年统计，仅袁世凯治下的直隶省，各类新式学校多达8723所。
曾经成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吴佩孚，是一个旧式道德的典范。
另一个北洋人物吴佩孚，因“二…七惨案”中杀了**人施洋、林祥谦，从此在1949年后执政的“官方历史”中，被涂抹得“臭名昭著”，教科书对他一概否定之，斥为“反动军阀”。但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军阀”，据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证实，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也是他！早年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看出俄人想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因此很警惕和仇视俄人，“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其在政治思想与路线上分道扬镳的表示。这种民族独立不愿受外人控制的反抗，后来在**身上也出现过，并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乃至局部开战。
在直皖大战中，吴佩孚只用了四天的闪击战，便击溃远比他强大的皖军，结果被奉迎进京逼迫段祺瑞下野，总统黎元洪想让他当陆军总长，大有希望执掌全国兵权，但他却来了个“事了拂衣去”，卸权领兵回了河南。
一个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铃木贞一因此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日本大特务在他的记事里写道：“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一个旧式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舍名利而不就，在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就是到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也不多见，除了粟裕让元帅衔外，多少人为了肩头上多一颗星少一颗星吵得天翻地覆？放眼数千年中国历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北京故宫得以保全，竟也与这个“反动军阀”有关。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是近代中国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昏头昏脑中居然想出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其中的太和殿就是民间俗称的金銮宝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的荒谬主意。传开后一时举国哗然。这时已经被尊为“吴大帅”的他从洛阳发来电文说：“……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这才幸免于难。吴电中的“大地百国之瑰宝”词，与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流行名词，实为同一个意思。
1938年侵华日军席卷了华北、华中、华南，日本人看好了两个和当时的抗日领袖蒋介石不对劲的人，一个是中国当朝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日本人希望成立伪政府，搞南北一文一武的“汪吴合作”。最终汪精卫落水，并从重庆逃到了河内通电与重庆政府决裂，后来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但一直呆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吴佩孚却冷对说客盈门，开出的出山条件是：请日本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中，他也曾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兵，改编成所谓的“皇协军”，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成建制回归重庆军”（日本人语）。
恨怒交加的日寇终于下手了，借主动帮他治疗小小牙痛之机，让他充满疑窦地丧命在“治疗”的第10天（1939年12月4日）。人们这才明白了吴氏救国爱国的初衷。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当时的报纸更誉吴为“中**人的典范”。**元老董必武也评论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评论历史人物，我们是否该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呢？这本是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太史公”精神，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弱化甚至罕见了呢？这些鲜活真实的历史，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几乎看不到。
教材里被大大美化了义和团运动，甚至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神话，文/革时期甚至提出了“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利川神兵多少年前就试验恶搞过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动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