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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第06节
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萨姆·卡普维茨锁上暗房门，穿过几码宽潮湿的草坪来到石阶上，疲惫地登上石阶跨进门廊，在门外的柳条躺椅旁停住了脚，吸进一口凉爽、干燥的夜空气，清凉一下头脑里的暗房气味。吸进的空气像美酒一样令人陶醉，他闭上眼睛，连着吸入和呼出几次，然后睁开眼，欣赏了一刹成排的路灯和向格兰德河延伸的星散的住宅灯光。路灯好象在闪烁和移动，带着黄色的威严，就像他去年在墨西哥的萨尔蒂约和蒙特雷之间看到的一个夜间宗教队伍的火把一样。
他静静地站在屋廊下，不愿放弃这个地方和在此看到的景色所带来的快乐。他对这周围的环境，对附近阿克马和圣菲利普的尘土飞扬的村庄、平坦的牧场和浇过的辣椒地、蓝色的美丽山峦等的感情是深厚和不可动摇的。
他痛苦地想到是什么带他到这儿，对一个从诞生到长大成人对纽约的布朗克斯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是一个如此不令人喜欢的地方。战争——希特勒战争期间，他结识了厄恩尼·派尔。萨姆是一个新闻官员和信号部队摄影师，他在大学里的生物学学位派不上用场只好不提；派尔则是一名战地记者。在3个太平洋岛子上他们曾一块长途跋涉，萨姆总是大谈太平洋植物生态学的奇妙，而派尔在萨姆的催促下则讲他对家乡新墨西哥州的宁静的感情。派尔在一次战斗中死去数月后，萨姆从部队退役来到加利福尼亚。他买了一部破旧的车子，自东南部向纽约开去，决心在埋身于首都教育的单调生活之前看一看这个国家。
他的路线穿过阿尔布开克，一到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不拜访一下派尔太太、厄恩尼的茅屋及其周围的一切就无法离开；他已故的朋友生前经常怀着无限的爱谈论这一切。萨姆在爱尔瓦拉多旅馆的一个4块钱单间里住了下来，圣费车站就在旅馆隔壁。洗整、吃饭、到服务台问了一下之后，他驱车穿过热乎乎、静悄悄的商业区，路过村庄式的大学，上了吉拉德大道。他向右拐上一条铺过的街，由于他死去的朋友生前的描写，这儿显得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向前走了1英里，两旁尽是土坯房子，再往前街面变成了石子路，过了几个街口，便到了吉拉德大道和圣莫尼卡大道的拐角处。厄恩尼·派尔曾说过，他的茅舍在南吉拉德大道700号，一幢有灌林丛的拐角上的房子，水泥门廊，一只叫奇塔的狗，房子是白色的，但屋顶是绿瓦，表示向往和平。
萨姆停下车，走到屋子跟前，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保姆，他说明了身份和来意。保姆告诉他，派尔太太病得太厉害了，难以见任何人；但她又提议说，如果他是厄恩尼的朋友，也许愿意看一下厄恩尼的房间，自从他离开后从来没有动过。在萨姆头脑里的那双眼睛经常见到过这间房子，所以，一切似曾相识，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在某些方面，这间屋子比爱丝苔尔正在那儿等他的那间在布朗克斯的公寓房更像他的房问。他在房中转了一遭——打开的字典还在架子上，洛的带有签名的画，两壁图书，镶在镜框里的厄恩尼同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交谈的照片，挂在衣钩上的一顶脏乎乎的绿垒球帽——最后，萨姆带着对派尔太太的感激崇敬之情离去。
一走到外面，萨姆便沿着石子路向前溜达着，一位正在修剪草坪的邻居点头致意，望了望远处大学的房子，在几处驻足询问了一下，还不时停下来凝视着远处的山峦，最后他回到汽车上向城里开去。
他在阿尔布开克不只过了一夜。他住了一星期。这期间他到新墨西哥大学求得了一个职务，然后才开始他的穿越祖国旅行。
1年后，他成了那所大学的一个讲师，有一个个人实验室和一架崭新的复合显微镜；两年后，他在南吉拉德大道上有了自己的土坯房。
他今晚就站在这儿，这所房子的房廊下。他从未为他的搬迁后悔过，爱丝苔尔也没有。只有在当他因公出差必须离开阿尔布开克的情况下，他才感到遗憾。
他最后一次吸进沁人心肺的空气，使之充满那瘦瘦的胸膛，感到或多或少地恢复了一些精神，通过开着的餐厅玻璃门走进房子里。他关上门，喊道，“爱丝苔尔，来点咖啡怎么样？”
“早好了，正等着哩！”她也喊着回答。“在会客室里！”
他发现爱丝苔尔蟋缩在宽扶手椅里。她的紫灰色头发用卷发器卷起来，肥大的浴袍将她胖大的身躯和椅子一起罩了起来。他肯定，她很像一顶舒适的印第安人帐篷。她正在读里斯曼的《个人主义再思考》，那种专心致志的劲头表示着她的自我完善。现在，她放下书，站起来，从微型电热盘上取来咖啡壶。萨姆走向对面的扶手椅，就像由吊车放下来似的，将瘦长的骨架吱吱咯咯地安放进椅子里。他一坐下，两条细长腿伸出去，便轻松地呻吟了一下。
“你的动静像个老翁，”爱丝苔尔说，一边将咖啡倒进漆木桌上的杯子里。
“《圣经》上说，男人到了49，泰然呻吟有自由。”
“那就无病呻吟好了。你完成不少了吧？”
“洗了一些我在小瀑布周围拍的资料。这墨西哥太阳太亮了，要找到正确的清晰度就得像丧家犬一样。还好，《皮塔哈亚》进展顺利，差不多快完了，我想再有几星期就可脱手。你打字打得怎样了？”
“我赶上你了，”爱丝苔尔说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你一写出剩下的那些说明，我就把它们打出来。”
萨姆尝了尝咖啡，用劲吹着，最后有滋有味地喝起来，剩下半杯放了回去。他摘下无边方眼镜——他女儿称之为“舒伯特眼镜”——因为上面蒙了一层蒸气，随着又感到不太对劲，顺理了一下凌乱的黄灰色头发，用一个手指将高耸的眉毛逐个抿了抿，最后寻找到一支雪茄。他正准备点烟，突然扫视了一圈。“玛丽在哪儿？她回来了吗？”
“萨姆，才10点15分。”
“我以为比这还晚。我的双腿感觉时间比你说的要晚。”他点燃雪茄，又喝了一口咖啡。“我今天几乎没见到她——”
“我们难得见到你，在后面那个黑洞里，一趴就是几个小时，一个人起码应知道来吃饭。你吃了三明治了吗？”
“见鬼，我忘了拿碟子和盘子来。”他放下空杯子。“对，我涮过碟子。”又吸了一口雪茄，喷出一团烟云，问道，“她什么时间出去的？”
“你说什么？”爱丝苔尔已经重新读起书来了。
“玛丽。她什么时间离开的？”
“7点左右。”
“今晚是谁——又是沙夫尔那小子吗？”
“对，尼尔·沙夫尔。他带她到布罗菲家的一个生日晚会上去了。你想，莉昂娜·布罗菲17岁了。”
“你想，玛丽·卡普维茨16了。我无法想象的是玛丽能从那个布罗菲家女孩身上看到什么。她是绝对空虚的，而且她穿戴的……”
爱丝苔尔将书搁到膝盖上。“莉昂娜没什么可说的，值得你反对的倒是她的父母。”
萨姆嗤之以鼻。“我讨厌任何将所谓美国精神的标志贴到自己车上的人——上帝，我经常想这些人脑瓜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将他们是美国人这一事实在美国四处招摇。不用说，他们是美国人，可我们也是，在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人都是。真他妈的令人怀疑，他们想说明什么——想标榜他们是超级美国人、特殊美国人、比一般美国人更美国的美国人？他们是否想证明，一切别人或许在某一天想推翻政府，或者向一股外国势力出卖机密，而他们贴上的标志则证明他们保准不会那样做，一生一世都不会？在那些煞费苦心来证明自己的公民权和忠心的人们的内心世界里，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奇怪而黑暗的东西？为什么布罗菲老头老是带着一枚有‘婚后主义’、‘男子主义’或‘上帝主义’字样的领扣？”
爱丝苔尔耐心地接受了丈夫的发泄——事实是，在这义愤填膺之时，她暗地里是喜欢他的——当看到萨姆发完了脾气，她从实际出发又回到问题的中心点。“所有这一切同莉昂娜或者她的生日晚会或者玛丽的出席都毫不相干。”
萨姆笑了。“你是对的，”他说，端详着雪茄。“这个沙夫尔家的小子——玛丽同你谈起过他吗？”
爱丝苔尔摇了摇头。“萨姆，你不是对他吹毛求疵吧？”
萨姆又笑了。“说实话，我是的，但仅仅有一点。我对他也只有过有个初步印象罢了，但对她来说他是太鬼太大了一点。”
“只要你是她的父亲，并且她还在成长，他们对她来说将都是太鬼太大了。”
萨姆很想来上一句俏皮话，但没有说，只代之以平静地点头表示同意。“说得对，我觉得你是正确的，做妈妈的最知道——”
“——最知道做爸爸的，这是肯定的。”
“跑题了。”他观察着漆木桌。“今天有电话、客人、邮件吗？”
“一切照旧，邮箱里只有一张桑地亚地宫聚餐舞会的请柬——几张账单——从公民自由权联盟来的一份报告——《新共和报》——又一些账单——大概就是——”她突然改了口。“噢，亲爱的，我差一点忘了——有一封莫德·海登给你的信，在餐厅桌子上。”
“莫德·海登？我正纳闷这位老大姐现在在哪儿？也许她又要出台了。”
“我去把信取来。”爱丝苔尔说话间已经站起身，脚上的卧房拖鞋踢嗒作响，向餐厅走过去。她拿着一个长长的信封回来，交给萨姆。“是从圣巴巴拉寄来的。”
“她正在变得能坐下来了，”萨姆说着，打开了信封。
在他读信的当儿，爱丝苔尔站在一旁强压回一个阿欠，但在她得知所有事情之前是不会离开的。“有什么重要事？”
“就我所理解的说……”他的声音低了下去，继续读着，是那样专心。“她在6月间要到南太平洋搞一次实地考察。她需要有人同行。”他把看完的那张信纸递给她，漫不经心地摸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