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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大似斗、双目炯炯的仇作家，虽年近甲子，但神采宛如中年。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说起话起口无遮拦，与严家正一唱一和，将当今官场贬得茅厕般臭气哄哄。被“三。二五”事情搅得头都大了一圈的刘悠然在酒精的作用下，与他们不由自主地合了拍，也大骂起官场的腐败来，并以自己来蓝印三个月多的所见所闻，不断为两位作家提供着官场就是腐败的佐证。
天色已晚，见他们谈得投机，梅多便去服务台说了“直落”，将此房包了。
“皇天”夜间经营卡拉ＯＫ，每个房间都有配套音响，客人吃饭时想唱便唱。但过了钟点，则要另算房费。
签过单，梅多与作家们道过别走了，留下刘悠然与他们继续神侃。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能载舟，也能覆舟。我真怕有一天老百姓会弃我们而去。假如现今社会是船，那为官者就如舵手，就是船夫。如果连舵手、船夫都成了蛀虫，那这条船可就太危险了喽！”
“岂止是危险，现在的工人，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工人阶级，为国家艰苦奋斗了几十年，一声令下，下岗了。每月一二百块的生活费，还难保能不能按时发放，吃饭都成了问题。若再有个三灾六难，我看就只剩上吊自杀一条道了。”
“各级领导天天喊叫要拉动消费，可老百姓就是不动。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迎着文联副主席歪过来的大脑袋，刘悠然也歪过头去问。
“无论是前苏联式的，还是现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为了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使以前的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即人民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对国有企业的职工来说，这种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关系的体现形式，主要表现在企业对职工的住房、医疗、退休养老等福利上。
“这种公有制福利保障形式维持了几十年，使大多数的中国人有了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并由此派生了许多弊端。改革开放的目的，本意是消除这种体制造成的消极作用，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大锅饭，激发企业职工当家做主的积极性，把企业搞得更好。但随着市场自由化竞争的深入，国企改革正在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原有的企业、部门福利保障体系全面革，大量工人下岗、失业，除了政府部门和一些垄断行业，其它社会成员均不同程度被降低了作为国家财产主人象征的社会福利保障。
“这种降低或者说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破而未立的局面，造成了民众安全感的失落和恐慌。而对未来迷惘及没有安全感的公民，同样会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丧失信心。眼前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有钱有权有势者，纷纷把子女送往国外，移民定居，这明显是为子女或为自己留条后路。而无钱无权无势者，只能紧握手中的几个钱，以防今后有什么不测，以供不时之需。这几年国内消费不振，多少应与消费者的信心不足有些关系。”
“有点道理。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是有些不足。”刘悠然附合着说过，也随仇作家一样，端起水杯喝了口水。
可仇作家喝过水并不马上开言，而是慢条斯理地抽起烟来。这让听得正有兴致的刘悠然有点心急，便催他：“说，说下去。”
于是仇作家又开讲：“建国五十年来，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大量财富，国有企业资产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现在我们常用这样的借口来搪塞群众：大家生活困难，国家也知道，不是不管，而是国家没钱。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是。我们的各级官员日日酒宴，夜夜笙歌，还有相当一部分拿公款嫖娼，这怎么就有钱？这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真正正视国有资产是‘人民所有’这个事实。既然我们的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们的国有资产就应该继续是全民所有。对老百姓来说，体现这种财产关系的形式，在现阶段最实际、最紧迫的办法就是：用人民大众创造的国家财富来建立国家福利保障制度。
一、明确保证，使每一个中国公民，包括农民，均有权享受国家提供的失业救济、退休养老的权利。
二、明确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建立国家社会安全保障局。
三、制定国家社会保障法，加强监督，对侵吞、挪用社会保障费者，不以刑法中的一般贪污罪论处，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重罚。
四、进行社会福利保障的全国人口大普查，建立公民福利档案，保障公民应有权利。使人民有安全感，享受到真正的社会保障。如此，社会安定，消费启动，经济发展也会大大加快。
“这种制度一天不建立、不完善，要老百姓进行有力度的消费就一天没有可能。”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那阵梅多说仇作家在全国知名，刘悠然只当她在奉承人，听了这席话，方知这人果然名不虚传，于是由衷地赞叹道。
“言重了。我这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真要实行，困难重重。”仇作家长叹一声，静声吸起烟来。
“怎么是纸上谈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国计民生，意义重大。你应该向高层呼吁呼吁啊！”
“向高层呼吁？我岂止是呼吁，万言书都上过不下十份。没用啊！”仇作家摇摇头，又说，“就如这反腐败，从中央到地方，呼声够高吧？可一方面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是官员队伍的坚决抵抗。最高统治者必须在这两种政治力量间做出平衡与制抑。如何准确地掌握平衡与制抑的尺度，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实有一定困难。一般来说，官员的利益是统治集团的眼前利益，而人民群众的利益则关乎集团的长远利益。在两者中作不得已选择时，照理说，以我们党的宗旨，应该抑前扬后。但反腐败，大面积触动官员的利益，也绝非仅有道义感、责任感，或者说正义感就可以轻松奏效的。这不仅需要一定的胆识，还需要有足够的政治实力和政治智慧。否则，不但会劳而无功，甚至可能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葬送了。”
听仇作家说得如此悲壮，刘悠然突然有了一种振臂一吼，拔剑奋起的豪气，“我们有千千万万像你我这样的忧国忧民之士，有十三亿渴望民富国强的淳朴百姓，有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就不信清除不了那些腐败分子！为清除腐败，我刘悠然，甘洒热血，愿抛头颅！”
“到底还是书生啊！”仇作家又是一声长叹。
“什么叫书生意气，这就是。去哪里欣赏醉里挑灯看剑，这里来。”半天一直沉寂的严家正，这时来了兴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国事、家事、天下事，我们暂且放下不表。现在，让我给两位：一位享受副厅级、一位现任正处级的领导同志来段醒酒词：‘出门老婆有交待，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别人劝不理睬，喝多了爬回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说着说着，严家正又唱了起来，“说不采就不采，你说让采也不采；不是花儿不让采，囊中羞涩不敢采；有心找个老板来，没职没权没人睬。”
“这个家正，说起啥都没个正形。”
“话不能这么说。”仇作家为严家正辩解道，“文人，国之宝器也。清平盛世，锦绣文章，这是文人的一种态度。多事之秋，指斥方遒，也是一种态度。李太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是一种态度；杜工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避天下寒士俱欢颜，’更是一种态度。真正的文人，其言其行，总与他们当时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们对社会的评价直接相连。就如家正，他算个才子吧？人品也不赖。可就因为耿直，因为不趋炎附势，就一直缩在一个频临倒闭的小厂里混日子。要是把你们蓝印县的文人挨个排排队，最有才华的应该是他。可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与他对社会的贡献，极大地不成比例。这就是他为什么有时候愤世嫉俗，有时候又玩世不恭的真正原因。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抗争、一种无可奈何下内心又想有所作为的矛盾心理的显现。只可惜世人多不识，反以清高、傲慢、目中无人来视之。这与其说是文化人的一种悲哀，倒不如说是我们社会的一种病态。”
说到这里仇作家又把头转向严家正，“我那阵还对他说，你还年轻，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应对社会、调侃人生。你的路还长，清平盛世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怨天尤人是等不来盛世的。”
“一针见血，高，实在是高！家正的毛病就在这里……”
刘悠然话没说完，房门“嗵”一下被人用脚踹开，随着进来几个穿公安制服的，“查房，把身份证拿出来！”他们恶声恶气地喊。
“刘县长，对不起、对不起。”第二天一大早，李勇就赶到县长办公室向刘悠然道歉，“我的人太莽撞，惊吓了你的客人。”
看着两眼血丝、一脸倦容的李勇，刘悠然积了一夜的火气突然又没了，他指指沙发，“坐下坐下，有什么话坐下来说。”
“昨晚……”
“要是谈工作，你就说，要是再说什么对不起，你就静静坐着休息休息。”
“那……我就谈工作。”一谈起工作，李勇立时咧开大嘴笑了，“大丰收啊，刘县长。这样的突袭我们每年最少也要搞两三次，可哪次也没有这次来得痛快，来得干脆。收获真是大大的呀。”
“哦，怎么个大法？”刘悠然一下来了兴致，放下手中一直握着的笔，“快说说看。”
于是李勇就眉飞色舞地说行动过程，说取得的巨大成果：什么一夜间抓捕卖淫嫖娼者三十余人，赌客三十八个，缴获赌资十二万多元；什么捣毁吸毒窝点两个，当场收缴海洛因3。75克，以及被抓获者的丑态百出等等。
“你知道为什么同样的行动，这次收效就比以往大得多？”说着这些，李勇突然诡秘地笑着冒出这样一句。
“不知道。”刘悠然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