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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
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
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40，坦克登陆舰LST847号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