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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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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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