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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路易斯·菲舍尔在一本关于列宁的书中提到了这项声明：“列宁应当了解我 同警察局的联系。”
他请求当堂对证。但是，最高法庭侦查委员会匆匆忙忙地把他枪毙了。 事实就是如此。这样，问题油然而生：马利诺夫斯基为什么要回来？
列宁在向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不相信马利诺夫斯基会当 奸细？？因为，就算他是奸细，密探局得到的好处也远不如我党得到的 多？？”
也许，列宁的这段证词包含了这件怪事的谜底。的确，马利诺夫斯基给 党带来的好处要比害处大得多。他在杜马发表的富于感染力的演说、刊登谋 反言论的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生存？？对这一切，密探局为了掩护马利 诺夫斯基，不得不迫使当局容忍。密探局的一名领导也说起过这一点：“看了他在杜马的演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同他已不能继续工作。” 这是一个受骗的人的心声。 在思考马利诺夫斯基的故事时，我回忆起年轻时遇到的一件事。那件事发生在我在历史档案学院求学时。
那年，我们在历史档案馆上实习课，上面说过的奸细和革命者的档案卡 当时就保存在那儿。在那些年，老布尔什维克经常到历史档案馆来找资料， 以便证明对革命有功，可以申请特种养老金。功劳是根据革命者档案卡查核的，同时，还要根据奸细档案卡查核！有时，某人的姓名在两套档案卡都查到了。功劳卓著的革命者原来是奸细！ 就在那时，我成了这件事的目击者。又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请求出具有关自己革命活动的证明。女档案员在两套卡片里都找到了他的姓名！
此人毫不怀疑地到档案馆来取证明。实习的导师对我很照顾，谈话时让 我在场？？我记得那是个高个子的老人，一头蓬蓬松松的白发。我永远忘不 了他在听到实情后的冷笑。这段奇怪的谈话令人难忘。我凭记忆转述。 他：“对，我是曾被列为情报员，可是我不是情报员。” 档案员：“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是经党的同意这样干的。我们就这样搞情报。可惜，派我到警察局去的那些人，早就被斯大林枪毙了。您只好相信我的话。” “可是，您出卖了？？”她说了几个革命者的姓名。 “这是征得同意的。”“什么？！” “是征得派我去的人同意的。为了让警察局相信我，只好这么干。不过，我可以向您担保，要是被我出卖的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会赞成我这么干 的。我们的生命属于党。为了党的利益，我们献出了自由和生命。”“可是，您没问问您的受害者？” “这是小市民的议论。不过，现在这很难理解，因为革命者都牺牲了，
活下来的是资产阶级分子。热月政变胜利了。” 我记得很清楚，他没跟我们告别，站起来就走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巴枯宁的《教义问答》：“打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著名的社会党人安热莉卡·巴拉班诺娃记下了列宁关于应利用奸细为革命谋 利的一段话，这段话使她大吃一惊：
“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懂得人生？奸细？要是可以的话，我会把他们关在 集中营里，关在科尔尼洛夫身旁套情报。”
不同的说法
先讲我关于马利诺夫斯基的说法。警察得知马利诺夫斯基历史不干净（强 奸、偷窃等等），就讹诈他，要他当情报员。看来，他就打定主意把这一情 况报告列宁。不出对列宁了如指掌的马利诺夫斯基所料，领袖对他过去的劣 迹无动于衷，因为这些劣迹对党无碍。《教义问答》呼吁同匪盗合作，从这 个角度讲，马利诺夫斯基是无罪的。但是，警察局把他逼上了绝路。不能让 他们给“俄国的培培尔”抹黑，因为这样就会给党抹黑。理所当然的是，列 宁想出了一个绝对符合《教义问答》精神的主意：马利诺夫斯基应当同意当 奸细，以便让警察反过来为我所用。当然，后来随着马利诺夫斯基同警察局 相互关系的发展，不得不牺牲“某些同志”。不过，被出卖的是那些最没用 的人。但是，马利诺夫斯基现在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好处却大得多了。多亏了 警察局，马利诺夫斯基进了杜马，可以毫无障碍地批判专制政权。他还给布 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帮了大忙。这种“奸细”行为通常都是在绝对保密 的情况下发生的，很可能除了领袖本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正因为这样， 革命成功后，马利诺夫斯基才回到俄国。但他忘掉了《教义问答》：主要的 是有利于革命事业！列宁不能说出本党有刑事犯罪支队。于是，健忘的马利 诺夫斯基就被法庭判了极刑。但是，这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个党向来信奉“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无所不为”，很可能，在这个党内，双重问谍是惯例。 那个狡诈的东方人比任何人都更适于充当这个角色。也许，为了使“炸弹生意”更顺当，科巴获准同警察局接触。不然的话，他那顺利得出奇的逃跑和轻而易举的出国早就引起列宁的警惕了。这里当然得牺牲某些人。但是， 科巴不见得只出卖“没用的同志”。他可以借警察局之手，顺便报私仇。至 于警察付给他的酬劳，科巴当然给了党。
“同秘密情报员分手时，不应该激化同他的私人关系，但与此同时，又 不应该使他今后仍有机会利用搞侦缉的人。”（摘自警察署秘密指令）
看来，如同在马利诺夫斯基问题上一样，警察已渐渐识破了科巴的双重 把戏。他失去了警察局的庇护，不得不处处小心。
他只好放弃“充公”活动，集中力量做议会党团的工作。列宁器重他的 组织才干，他善于搞竞选活动。但在杜马选举结束后，他就不再如此受党重 视了。领导议会党团的日常工作，也就是执行列宁从国外发来的指示，别人 也干得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马利诺夫斯基获准出卖科巴。 得知马利诺夫斯基逃跑，科巴就可以推测出来：他被出卖了，成了牺牲品。
但他并不是马上就明白过来的。他从图鲁汉流放地不断给列宁写信，相 信会把他救出去，帮他逃走。因为现在警察局是不会帮他忙了，他独自一人 逃不成。
“科巴来信问候，说他身体健康，”1915 年 8 月份列宁在给卡尔平斯基 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他没有给科巴回信。
他顾不上科巴。正当科巴在图鲁汉流放地受罪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了。随之也爆发了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大争吵。大多数人支持本国政府。但列 宁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宁可让沙皇政权失败。”
在战争中失败，让士兵流血，这就是革命之路。不过，几个月后，列宁 决定加强党中央俄罗斯局的工作时，重又对科巴产生了兴趣。列宁写信给卡 尔平斯基：“劳驾，请打听科巴的姓名（约瑟夫·朱？），我们忘了。很重 要！！！”对，列宁已经记不得忠诚的科巴姓什么了？？ 后来，列宁改变了主意，又把忠诚的科巴忘掉了。 科巴老是想让别人想起他。他继续写民族问题的文章，因为当初在少数民族代表科巴复述列宁的思想时，列宁很喜欢。科巴把稿子寄出。列宁没有复信。
很快，西伯利亚的流放犯增多。杜马里的布尔什维克议员听从列宁的旨 意，拒绝表决军事贷款法案。议员们奔走于俄国各地，宣传反战思想。于是， 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全体被捕。
第二章 新的科巴
总 结
科巴在同新来的流放犯的谈话中，彻底弄清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角色，和 自己那可怜的小角色。在他的灵魂中发生了第二次可怕的转折。当初他丧失 了对上帝的信仰。现在又丧失了对上帝列宁的信仰，对同志们的信任。他仇恨所有的人。
现在，他可以作个总结了。他已经 37 岁，大半辈子已经过去，离死亡越 来越近。他是个什么人物？空谈家的党的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的多数人蹲 在各地的监狱里，其余的流亡国外，彼此谩骂。这辈子很不顺利。现在，他 整天脸对着墙躺着，既不收拾房间，也不洗碗碟。与他同住一间房的斯维尔 德洛夫说，他把剩饭连盘子一起放在地上，嘴角挂着冷笑看狗舔盘子。斯维 尔德洛夫在搬到别的房子去住后，才轻松地吁了口气。
这时，已开始征召流放犯从军。没有让斯维尔德洛夫去当兵，认为他不 可靠。科巴获准参军，这就是说，官方对他尚“略有好感”。
于是，这个冻得半死的格鲁吉亚人又开始在冻土带、在冰河上颠沛。六 个星期之后，1916 年底，他经过旅途的折磨终于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接受医疗检查。幸好，萎缩的左臂使这位未来的最高统帅免征入伍。他的刑期本来要到 1917 年 6 月 7 日才满。当局又大发慈悲：2 月 20 日，离流放期结束还有 3 个多月，他获准在小城阿钦斯克服完刑。 当时在阿钦斯克流放的有列宁的一位亲密战友列夫·加米涅夫。他是《真理报》编辑、国家杜马议员，于 1915 年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一起被送交法庭。但是，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表现很奇怪，说得确切点，表现得很 胆怯，他同其他布尔什维克议员不一样，拒不谴责战争，但还是被判流放到 图鲁汉边疆区。到流放地之后，加米涅夫立即被召到布尔什维克流放犯的同志法庭。出庭的不仅是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却轻轻松松地获得了解脱。他作了解释，结 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全体议员在沙皇法庭上的表现予以认可。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年轻领袖们想重新审判加米涅夫。加米涅夫派头十足地答道：“出于党与政治上的原因，在同列宁同志面谈之 前，我无法就法庭上的表现对你们作出解释。”换句话说，他让彼得格勒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明白，有些事是只有党的领袖才能知道的。果然，列宁一到彼得格勒，“胆小鬼”加米涅夫在列宁的同 意下，成了中央委员。对，看来这又是科巴很熟悉的双重把戏。列宁委托加 米涅夫在法庭上放弃自己的信念，想让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