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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就是下地狱啊！” 西方可爱的激进分子们多么希望乌托邦变成现实啊！ 肖伯纳信心十足地写道：关于饥荒的传闻纯属谣言。不知道饥荒到底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大约是 500 万到 800 万。
他同饥荒作斗争的办法很简单——搞恐怖。1932 年 8 月，他亲自起草了 一个有名的法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
他对任何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民间称之为“五 穗法”，因为饥民偷集体农庄几穗麦，就可能被枪决，起码是 10 年徒刑。司 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 1933 年 1 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人公然抵制严 格执行这项法令。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 10 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 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只应“根据党的政治指示”判刑。 克雷连科很快会亲自尝到这条原则的滋味。到 1933 年 1 月 1 日，根据新法令给 5。5 万人判了罪，其中 2000 人被枪决。人都快饿死了，可是不敢碰集体农庄的粮食。尽管发生饥荒，粮食却源 源不断地出口欧洲。他需要资金，不断造新工厂。1930 年出口 4800 万普特，1931 年出口 5100 万普特，1932 年 1800 万，连大饥荒的 1933 年，还出口了1000 万普特。 他以恐怖、流血和饥饿把断了脊梁骨的国家领上，不，拖上了工业化道路。
这场饥荒是他预见到的，来得正是时候，是棋盘上的一步棋。饿得有气 无力、苟延残喘的农村，只好听任集体化施暴。越坏越好，这个革命者的老 公式发挥了作用。
他还在继续制服全国。又是饥荒帮忙了。根据格别乌的统计。有 150 多 万农民为躲避饥荒和对富农的剥夺，逃到了城里。他把农民死死地钉在了土 地上，说是为了保护城市不受饥民威胁。国内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但在农村 地区，身份证不发到农民手里。民警就在城里抓没有身份证的人。身份证使 农民无权迁移，格别乌和民警局就能严格控制全体公民。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沙皇俄国有身份证制度。取消身份证是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十月革命曾幻 想打碎国家机器，结果，国家这个大怪物依然存在。在建立国家的同时，他不倦地关怀意识形态。
创作界知识分子的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主要助手是格别乌。亚戈达不仅善于逼知识分子招 供。在监狱外，他也出色地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在他的好朋友中，有最知名 的作家。亚戈达想出了一个惊人的方式，来表达对作家朋友们的信任。
侦查员现在经常请作家到格别乌旁听审问。作家站在另一个房间里听如 何恐吓不幸的人，精神被摧垮了的知识分子如何同意诬陷朋友。连才华横溢 的作家伊萨克·巴贝尔以及彼得·帕夫连科也到格别乌“旁听”审讯。娜杰 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写道：“1934 年，帕夫连科告诉别人的一些情况传到了 我和阿赫马托娃的耳中。帕夫连科出于好奇，接受了一位侦查员的邀请，悄 悄地旁听了一场夜审。他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在被审讯时，可怜巴巴， 六神无主，裤子也掉了，他老是提裤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忙得团团转， 活像一条煎锅里的鲫鱼。”最可怕的是，帕夫连科并不明白他这样说别人是多么惨无人道。在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变态了。 亚戈达的继任，斯大林最可怕的刽子手叶若夫的妻子很坦率地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作家皮利尼亚克走我们的门子。您走谁的门子？” “走门子”就是受伟大的格别乌庇护。
亚戈达在教育、在驯服作家，让他们同格别乌合作。让他们了解侦查工 作的秘密，以后就可以要求他们投桃报李，帮助并参与秘密警察的工作。亚戈达最善于完成“当家的”交代的任务。是他让高尔基返回了苏联。从 1928 年起，组织了一连串电报和信件从祖国发往索伦托，工人们在电报和 信件中抒发对无产阶级歌手的思念之情。
就在 1928 年，“当家的”策划了规模空前的高尔基 60 寿辰庆典。他善 于颂扬赞美。高尔基像、有关高尔基的文章塞满了各报版面。“当家的”通过亚戈达，提议让高尔基当苏联的精神领袖，国内第二号人物。我们已熟悉 的提法又出现了：“我们俩是喜马拉雅山。”
高尔基在国外已不习惯于原先那种旷世无二的荣誉，但同意到苏联看 看。他对集体化很有兴趣。高尔基向来仇视“半开化的、愚昧迟钝的俄罗斯 村夫”（农民）。他们现在将变成高尔基所喜欢的农村无产者，国营农场和 集体农庄的劳动者，这使他很受鼓舞。高尔基回国后，亚戈达始终不离他的左右。 他昵称秘密警察头目为“小亚戈”，“小亚戈”陪他周游各地？？格别
乌的劳改营。他们给高尔基看昔日的妓女和小偷，如今成了劳动突击手。他 们不断肉麻地吹捧高尔基？？“当家的”深知凡人的弱点。高尔基在劳改营 里对再教育的成果心服口服，感动得涕泪交加，盛赞契卡工作人员。他是在 审讯知识分子和顿巴斯矿井案的年代回国的。这位人道主义作家在《真理报》 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斯大林时代口号的公式：“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当家的没看错高尔基。他请高尔基回来后，让他在制服知识分子方面起
一种特殊的作用。
制服知识分子
从 1929 年起，与审判破坏分子同时，一直在搞反对“意识形态歪曲”的 运动，让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言论要小心谨慎。如果发表的言论同官方观 点略有出入，就会被指控歪曲马列主义，起码要丢掉饭碗。生物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都受批判。各个知识领域都汇报发现了“歪曲马列”的现象，倒霉的科学家乖乖地在大会上忏悔。 渐渐地，他使人们忘了耻辱，恐惧压倒了耻辱。 现在，昔日的残酷岁月显得像自由王国。就在不久前，1926 年，莫斯科艺术剧院还曾获准上演布尔加科夫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 那是奇异的成功。观众们惊讶地看到，在那出戏里，敌人——白军军官被塑造成善良的人，而不是大家熟悉的恶魔。这出戏的上演，使党员作家怒不可遏。但是，这出戏有一位奇怪的忠实观众和保护人。“当家的”看了无 数次。奇怪吗？不，这出戏表现的是原先的帝国的残垣断壁。他在镇压十月革命领袖的同时，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帝国。
但是，他是不可能长久喜欢一个人的。1929 年，当他在制服知识分子时， 艺术剧院接到了布尔加科夫的一部新剧《逃亡》，讲的是白军的末日，讲他 们从俄国出逃。主人公、主题思想同《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一样。但此一时 彼一时也。“当家的”在政治局会议上议论了这出戏。国家决策机关议论一 部尚未上演的戏！
但是，在他的帝国里，这将成为正常现象。他知道，没有比意识形态更 重要的东西了。他熟记列宁的教诲：意识形态上稍稍放松，党就会丢掉政权。70 年后，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证实了列宁的正确。
《1929 年 1 月 17 日政治局会议纪要：关于布尔加科夫（逃亡）一剧的 决定》“接受政治局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此剧不宜在剧院上演。”
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凯尔任采夫在纪要上又补了一段结论：“作者的倾 向昭然若揭。他在为我们的敌人辩解。”
所有的报纸就同听到口令一样，开始齐声批判布尔加科夫。中央宣传鼓 动部令行禁止，《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也不再上演了。富有经验的凯尔任采夫显然想在艺术界里揪出“右派”。 但是，“当家的”对布尔加科夫另有考虑。
艺术的庇护人
我父亲曾同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廖沙是好朋友，他俩曾一同在里舍列 夫中学求学。20 至 30 年代，奥廖沙是最年轻的作家之一。但后来？？倒没 有把他关进狱中，只不过不发表他的作品罢了。他每天在小纸片上写点怪诞 的格言，喝得烂醉，把写出的格言扔进垃圾箱。
50 年代，他留着一头蓬乱的灰白长发、脖子上裹一条肮脏的围巾，伸出 尖尖的鹰钩鼻，招摇过市，人见人躲。晚年的培尔·金特大概就是这副尊容。 他常上我父亲那儿借钱。他俩一聊就是半天。当时他告诉我父亲，受迫 害的布尔加科夫是如何决定给斯大林写信的。这是一个被许多人怀疑为告密 者的人给他出的主意。当时布尔加科夫身无分文、求职无门，就下了这个决 心，给斯大林写信，孤注一掷，请求把他驱逐出国，送到西方。当时，在审判知识分子的时期，这无异于自杀。
奥廖沙对父亲说：“事情发生在 4 月，当时是旧历 4 月 1 日，愚人节， 我们都彼此开玩笑。我知道他给斯大林写了信，就给他打电话，拿腔拿调地 装首长秘书：‘斯大林同志有话要对您说。’他听出来了，骂了句：‘见鬼 去吧！’然后就躺下睡觉，他有午睡的习惯。电活铃又响了。耳机里说：‘斯 大林同志马上要跟你说话。’他以为又是我捣蛋，骂了一句，扔下了听筒。 可是，电话铃马上又响了。斯大林的秘书严厉地责问：‘别放电话，我想您 明白了吧？’另一个带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立即发话：‘怎么，我们让您不 耐烦啦？’”“布尔加科夫很难堪，同斯大林寒暄后，后者问：“您想出国？’ 布尔加科夫当然答得很得体：‘一个俄国作家在祖国之外是无法创作的。’” “斯大林说：‘您说得对，我也这么想。您想到艺术剧院工作？’‘对， 想，可是人家不要我？？’‘我想，他们会同意的。’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马上，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艺术剧院请求布尔加科夫去上班。”
整个莫斯科都在传颂领袖的救命电话。还诞生了有关法力无边的艺术庇 护人以及他周围的坏官僚的传说。布尔加科夫写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