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街道上翩翩起舞。
母亲和二姨妈很小的时候就被外婆送入了由宋美龄创办的儿童保育院，抗战时期，保育院还被迁到四川万县（如今的重庆万州），当时的艰苦生活，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心里酸酸的，不过两姐妹很自豪，她们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战后，她们两人进入了宜都师范。解放大军来得很快，二姨妈参了军，成为英姿飒爽的解放军中的一员女兵，而母亲则成为南下工作组为宜昌行署的搭建而招收的第一批青年学生。
二姨妈后来随部队进入武汉，一直就没有动过窝。我是她家的常客，那时的暑假几乎都在二姨妈家度过的，从黄埔路一直到武珞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我有三个表弟，还有自己的弟弟，五个年幼的孩子在一起，还得加上同院子的其他孩子，其顽皮，吵闹，精怪和疯狂可想而知。当开始在黄埔路的时候，一行人高喊着冲锋，从绿荫如盖的百年大树下跑过，然后伏在正在扬花的南瓜地里；在武珞路的时候，从屋里小心翼翼的伸出长长的竹竿，用力打掉外面灌木丛上的马蜂窝，然后飞快的关上窗户，让愤怒的马蜂一只接一只的在纱窗上碰壁，自己得意的哈哈大笑。
二姨妈是很严肃的女人，爱干净，讲卫生，视我们兄弟如己出，对我的要求与其他的表弟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对她充满了敬畏。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带着一股好闻的雪花膏香味出门，那就是我们大闹天宫的开始，那就是我们自由自在的起端；当楼外的高音喇叭吹起吃饭号时，我们就得飞快的整理房间，将房间里的一切努力恢复到二姨妈临走时的状态。外婆自然是帮我们的，而高大魁梧的姨父则笑嘻嘻的望着我们忙成一团，从来不动手，最多站在旁边指点几句，谁叫人家原来是空军团长，又是武汉柴油机厂的领导，后来又是省机械工业厅的副厅长呢？
天命五十 13．我的外婆
一九六七年那个悲惨的夏季很热，病房里即使把电扇开的最大，也没有一点凉意，就在某个下午，外婆捧着花了一上午才煨好的鸡汤，迈着小脚，一步步的爬上了位于武汉军区总医院住院部六楼的二外科的病房里来看我。我从睡梦中慢慢醒来，外婆就坐在我的面前，干净的白褂子，一丝不乱的银发，耳垂边的金耳环在微微颤动，汗水从她老人家的额头上滚落下来，布满皱纹的眼中噙满泪水，下巴无力地颤动了几下，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口，只是一口一口的喂我喝那香浓的鸡汤。
外婆是我印象中最慈祥、最善良、最坚毅、最有主见的老人。很久以前，就在我出生的同时，外婆就来到了宜昌，一方面照料生产后的母亲，一方面也照料刚刚降生的我。那时父母工作忙，等我满月后，母亲就重新开始上班，和父亲一样，早出晚归，说句不客气的话，只有外婆才是和我朝夕相处，外婆才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外婆才是我知冷知暖的陪伴，也是我最亲的亲人。在岁月的长河里，外婆不知多少次牵着我稚嫩的小手，看花开花谢，看日出日落，想起还是心里热乎乎的。
直到一九五八年，在一场政治斗争中，父亲被列为反党集团的主犯，被打成了右派，押往东山农场（我有点记不清了，不知究竟是农场还是苗圃）劳动改造，外婆才不得不挥泪与我分别，随着二姨妈去到武汉。外婆就是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我们，外婆就是一座灯塔，一直吸引着我们，每当暑假，我（以后也有弟弟）就曾经无数次的来到武汉，来到外婆的身边，享受着她老人家的照料。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外婆做的红烧排骨，烩鳝鱼，炸刁子鱼，冬瓜汤，莲米稀饭，榨菜炒肉丝……
一九七八年我结婚的前夕，外婆特意来过一次宜昌，好久没来了，就高高兴兴的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家已经搬到康庄路的工业局宿舍，住房条件改善了不少，外婆很高兴；外婆还见过我的妻子，眯着眼睛看了很久，还是很满意的。那时外婆已经很衰老了，走路都有些困难，但还是带着眼镜，一针一线的帮我缝补衣服，我就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她老人家那些唠唠叨叨、总也说不完的闲话。
如今，外婆已谢世多年，但闭上眼睛，老人家的音容相貌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活生生的，就像昨天。不知外婆在那个世界里是不是安好？不知外婆在那个世界里，是不是还想着我？
天命五十 14．汉阳月湖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乘车沿着高高的汉水堤内的道路一直前行，路边尽是一些工厂的烟囱，还有一些低矮的平房，在长满杂草的月湖边，就是最开始的湖北假肢厂。当时不很大，前面是一所部队的医院，进入厂区，中间是被几排平房合围的一座篮球场，而那几排平房就是厂的一些车间，向后走，下一个坡，则是厂里的招待所和拥挤不堪的职工宿舍。从后窗望出去，可以看见月湖的湖面和荷花。
吴叔叔是那个厂里我最熟悉的人。先是刘师傅，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人的人。而吴叔叔是他的徒弟，当时正年轻，活泼、热情，我爸爸就叫他“小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最后的疯狂的时期，我和父亲就住在招待所里，人生地不熟，每天就和他们师徒俩泡在一起，他们为解决我肘部僵硬，弯曲不能到位的问题，反复做着假关节试验，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令人感动。
回到家乡以后，我开始重新学着写字，很艰难、很笨拙，坚持下来就成功了。然后给他们写信，吴叔叔很快就给我回了信，热情洋溢，语气充满鼓励与高兴。通信中我们变得更加熟悉，彼此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了。一九七二年吧，我第二次到这家厂，去做另一只假肢的时候，吴叔叔已经是厂里革委会的小头头了，他已经不在车间上班了，钳台、电镀槽前再也看不见他那矮矮的身影和微笑的眼睛了，但他已开始运用自己手上的权力，安排其他工人为我进行精心制作，还在闲暇之时和我闲谈，那次是我们兄弟俩去的，没住招待所，一直住在二姨妈家，间隔几天就到厂里去一趟。
后来，吴叔叔在接受《湖北日报》记者采访时，还多次列举我的情况作例子，说明致残以后通过安装假肢所能发挥的作用，以至于那些时候收到过不少全省各地的肢残朋友的来信，成天就趴在办公桌上拼命的写回信。再以后，那座厂就从月湖堤旁搬到了武昌卓刀泉，我在一次出差途中路过武汉，曾经专程带着水果看望过吴叔叔，那个时候，他已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了，傍晚的武汉街头，我们有过匆匆的几句交谈。那是又一个夏天，繁星点点，街上的车辆、人潮川流不息。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去年，还是一个夏天。吴叔叔已经退休，带着儿女在雄楚大道办了一所康复中心，也就是另一所与原厂同样性质的工厂。那是武汉最热的日子，烈焰腾腾，地上的水泥路面就像烧红的铁皮。吴叔叔明显发福了，胖胖的，十分热情，满脸都是笑，切开了冰镇的西瓜。在他的笑意中，我读到了关怀、亲切、还有思念。
天命五十 15．朋友少冬
少冬是什么时候开始与我要好的已经记不清了，总该在一九六八年左右吧。那时的我已被命运无情的折断了翅膀，已经灰头灰脑的从武汉回到家乡，除了沮丧，还有些羞于见人。整天躲在屋里，长久地坐在床上，躬着腰，垂着头，困难的翻页，日复一日的看书，使自己沉浸在那些文学的艺术梦幻里。那时我没有学会写字，不过就在在做那方面的尝试，我只是看书，从早看到晚，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与人交往，就是一个劲的读书，把所有能借到手的书统统读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到屈原的《离骚》时的热血沸腾，记得第一次读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时的那种激动，当然还有当时所有的“大批判”的理论文章，还有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
少冬住的与赵援同一栋，只不过他是二单元一楼而已。他的父亲是市里的一个领导，很少见面，偶尔碰见也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后来听说林彪在家里的情景，就感觉与少冬的爸爸有些相似；他的母亲是个党务工作者，后来当过主宰党员干部升迁大权的市委组织部长，矮矮的、弓着腰，也是沉默寡言。少冬当时是三中的学生，那时我母亲已调到三中当校领导，所以他可以算作是我母亲的学生。他有着一双含笑的眼睛，英俊的容颜，性感的嘴唇，爽朗的性格，还有点玩世不恭的举动。
我们的接近大多就在我家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闲聊，一起唱歌，一起抽烟，一起在晚上溜出去看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宿舍的前门出去，穿过几条由低矮的草房组成的小巷，穿过原来的解放路菜场（也就是如今的时代广场处），就能到当时的最繁华的解放路，那里可是灯火通明的；或者一起躺在我和弟弟的那张木板大床上，听我讲《天方夜谭》，讲岳飞枪挑小梁王，讲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很快的，少东就被他父母送到了部队上去了，他是铁道兵，新兵训练枯燥而艰苦，他在给我的来信里叫了不少苦，但他很快就得到了赏识，被分到师宣传队，他的确生性活泼，喜爱蹦蹦跳跳，但我一直感到他离文艺兵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就常常写信去嘲笑他。他还是很快适应了，成了一名壮实的军人，陆陆续续地将他们铁道兵的一些内部文学刊物寄给我，有诗歌、歌曲、剧本、小说、报告文学，由此我就知道了他们师的动态，从陕北高原到云贵的崇山峻岭。
他复员后，先在市无线电二厂（当时就在如今的人行的位置）当过几年工人，一直当到车间主任，后又成了一名审计干部，他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有时间与我碰面，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到审计局的商业科找他。感情犹存，两人见面都很高兴，但也仅仅只是高兴而已，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