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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陈明权，还在于他对至爱亲朋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冷酷。逢年过节，回老家看年迈的老母亲，居然心安理得的“什么东西都不买”，他哥哥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家搬到女方的地方。两口子在宜昌打拼，却把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寄养在乡下的女方的姐姐家，如果是儿子呢，相信定会是另一种待遇了。
从他们全家的言语里听不清陈明权在宜昌是否发了财，只知道他租住在西陵一路上段403厂附近，给三峡大学做工程。这次患病，已经花去两万多元，陈主任告诉他们，到武汉做伽玛刀，还得一万多。我有些苦笑了，医生说得何等轻巧，手术费用实际上是小头，接踵而来的住院费，药费，诊疗费才使大头呢。
我出院的那天早上，他就乘车到武汉求医去了，病室里少了一个热闹点，加上我下午也要出院，贾老师有些伤感，感叹他还要在这个病室呆下去，我夸张地说：“下个星期小贾也要回家了，。”这才使他稍稍宽心。那天，贾老师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50床不吉利，前一个是个脑部肿瘤患者，临上手术台前，整整吃了一夜的东西，“就像知道去死似的，”贾老师叹息道。那个人果然没有走下手术台。天知道这个来自五峰大山深处的老师是否有所指的。反正他说今天晚上就睡我这张床，他指着空着的，已经被勤杂女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50床说：“这床死过人，不吉利。”
陈明权的哥哥在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后，连夜乘水翼船＇他说是“快艇”＇赶到宜昌，带了一千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苦笑着说道。他总会满足他弟弟的要求，一碗包面，些许牛肉，还有吃的零食。他自己每天要抽一包多烟，抽的是那种便宜的，两块五一包的＇红金龙＇。
病室里的人都叫他“老大”。为了弟弟，星夜救驰，兢兢业业的服侍弟弟一月之久。面对弟弟的百般刁难，忍受弟媳的冷嘲热讽，依然任劳任怨，始终如一，在当今这个社会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行动始终感动着我，扪心自问，我不如他，我的至爱亲朋也不如他。就如同洪战辉带着妹妹上大学那样，老大的事迹也是足以感动中国的。我起初想向《楚天都市报》的《宜昌新闻》提供线索，却被他的弟媳的态度吓住了，之后不了了之。但我确信，老大那可贵而朴实的行为，憨厚而诙谐的面容却是我这一辈子永难忘怀的。
老大已经四十多岁了，长脸，眼睛里总带着慈祥的笑意，喜欢和别人交谈，他说是“摆龙门阵。”他比他弟弟瘦多了，除了坐在弟弟床前，给他梳头，挠痒，端屎端尿，倒茶喂饭以外，不论谁有难处，只要一声“老大”，他就会满面笑容的出现，和其他亲友一起喊一二三把病人抬上推车去检查，去手术，去做高压舱。
与老大相处久了，会发现这个至今尚未婚配的男人事实上有些木讷，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他跟着别人做工程，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地方有二。一个是郑州，“火车站大得很，”他满脸都是崇拜；第二个是武汉，“下车以后下雨，路又远，把我们走惨了，身上淋得湿透，”他在沮丧的摇头。老大告诉我，他现在带着母亲，两个人只有一亩多地，种地还要向别人借牛，“还要割牛草，”他有些失落。家乡有人打电话下来找他，他大声的对着电话吼叫：“买三百斤。”老大给我们解释：“化肥还是要买的。”
老大对弟弟很有些不满，私下里，他告诉我们，他跟着弟弟干活，每天只给37元，弟媳的娘家人却每天给47元，“亲兄弟都不照顾，”他很是不解。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在外面打工了，“说起来搞了好多钱，结果是空的。”老大这样说：“家里还是有蛮多事可以做的，收入不一定就比外面差。”我倒希望他能继续走出去，趁着现在还有力气，至少能挣点现钱，手头活络些，也好找到一个老婆。
老大一直是单身，加之一直在外打工，对于个人卫生不是很在意。接到弟弟病重的消息后，匆匆从老家赶到宜昌，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一件。那天我和老大闲聊，建议他去理个发，刮刮胡子。自称学过理发，又认得理发师傅的46床的小男孩的父亲就自报奋勇的领着他去了。过了好半天，老大回来了，焕然一新，乱蓬蓬的杂毛被修剪成齐整的板寸，下巴和嘴边的胡子也被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容光焕发。大家都在赞叹老大似乎变了一个人，年轻了十几岁，老大却羞涩的笑着，有些不满意地说：“我也没谈价钱，剃完后他要了我五块钱。”的确是有点贵，但大家马上又笑起来，因为贾老师这样解释：“你两个月不理发，别人费劲些，当然要收贵点。”老大也同意这样的怪论，憨憨的笑了。
有着洁癖的妻子发现老大身上有股怪味，她悄悄地告诉了我。在和老大的闲聊时，我有意无意地把话题转到他弟弟即将到武汉治病上去。我婉转地说：“这次和你弟弟到武汉去，可是到大城市去了。得注意形象，有空的时候，好好洗个澡。”老大奇怪的望着我，辩解道：“我每天都洗了澡的。”我提醒他：“把两件毛衣分别脱下来，叫你弟媳帮你洗一下。一天洗一件，放在烘房里，第二天就干了。”
老大采纳了我的建议，乐呵呵的开始洗淋浴澡，把毛衣换下来。只是换下来的衣服弟媳根本不予帮忙，最终还是老大自己洒上洗衣粉，笨拙的自己洗干净的。到他弟弟转院到武汉，广州军区总医院时，他已经浑身清爽了，臭味消失了，干干净净的，满面笑容的推着他弟弟逐个的和病室的人告别。
陈明权的老婆是一个矮小，精干的乡下女人。身体结实，长相平常，一笑就看见两排不太干净的牙齿，她从早到晚都在旋风般的忙碌中度过，当然这绝大多数的忙碌全在为她男人弄吃的。她在床头的地上隐蔽的放了一个小电饭煲，无论是肉，菜，饭，面，她都一骨碌的全都放进去，早中晚，也许还要加上夜宵。我几乎都要被那些乱七八糟的腊味熏得窒息了。在这个世上，除了她的男人，她什么都不关心。已经花了两万多块钱，可能还要比这更多的钱，她说她认了，“他会好的。”她对妻子说：“到武汉治好病以后，还得疗养，我们就回老家住几个月再说，家里总是便宜些。”妻子表示赞同。
她是个很刻薄的女人。老大的衣服，她就是不洗，有时和老大拌了几句嘴，就眼睁睁的听凭老大吃白饭，一根菜叶也不给。全病室的人都看不下去，她却向妻子声称，等老大年老体弱，他们还要负责老大的养老问题。我很是表示怀疑，如果这样天天看白眼，还不如自己去死好了。
她也是一个很勤俭的女人。走前连着收拾了好几天东西，几乎所有的都被她带到武汉去了。“那里也许也可以弄饭吃，”她是这样希望的。她的哥哥在他们走后，又收了一编织袋乱七八糟的破烂，等到勤杂女工前来收拾被褥的时候，只扔掉了陈明权一件破毛衣，一袋用过的碘盐给了贾老师的老伴，妻子也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把剩下的三个生鸡蛋和一些食品留给了那个山里女人。
分别已经好久了，陈明权夫妇的相貌都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只有老大那憨厚，木呆而又爽朗的笑脸总在眼前呈现，久久不能消失。
老大是个好人。
16．来访者
每天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是病室最热闹的时候。大多数的治疗都已经结束，几乎每个人都有来访者。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来看我的人很多，亲戚朋友都有。自家的有弟弟一家。平时两兄弟很少交流，碰面也只是寒暄几句而已。这次住院，他却能长久坐在我的床前，注视着我，安慰着我，并举出自己04年骨折后的恢复情况，“一年多才能将胳膊举过头顶。”说明伤口的恢复，身体的康复不是一朝半刻就能完成的。侄儿辰辰最令人感动。几乎每天都步行到医院探望，摇着胖胖的身躯，冒着满头大汗，进门的第一句话总是：“大伯，今天好些了吗？”平时很少和他交往，这次住院却谈了不少。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我出院那天，妻子和儿子正为东西多得拿不下而犯愁，辰辰突然出现，大为高兴，一辆的士把我们拉回刘家大堰。两天后，他就要返回武汉参加一个个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了。
妻子的亲戚都来了。大哥，克荣，克华，晓红夫妇；大姐夫妇，华子在出事现场当即不乱，抱住我的头，努力唤醒我；胡二开着自己的桑塔纳2000飞快的从新场赶回宜昌，争取了时间，车厢里血流狼藉，他亲自将我抱出汽车，抱进急诊室，抱上手术台。这也叫救命之恩吧。二姐夫妇，军儿，萍儿；三姐夫妇，彭哥，五姐夫妇。
朋友都是弟弟通知的，志坚夫妇，练兄夫妇，东明夫妇。志坚来时还叫来了吕恩，吕恩在我手术时一直站在我身边，后来还来看过我。而志坚经常从北山坡步行走来看我，还是那么洒脱，那么自如，只是岁月不饶人，鬓角已泛起霜花。后来我出院以后，他们夫妇还到家里探望过，买来香蕉，野生葛粉，牛奶，甚至还有一只鸡，志坚说，有一次他们一家三人到医院看我，我和儿子睡得正香，就没有叫醒我们。我恍然大悟，原来50床的女人所说的两女一男就是他们全家。练兄几乎天天前来，坐着说说话，文雅的告辞，后来学校开学，就来得少了些。
这次住院，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女孩子。一个是儿子的同学，从小到大的女同学小钱。我似乎很少和她见过面，印象不深，妻子却记得他们两人在高中时还递过纸条，直到大学才分开。一个在武汉，一个在西安。我曾见过女孩给儿子的一封信，她对儿子和王丹的事大泼冷水，回宜后他们的接触断断续续，我曾幻想过让她做我的儿媳妇，这次她闻讯而来，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