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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曾经在华容县城住过一夜。那是从南县而来，道听途说华容产楠竹，就兴冲冲的奔来了。林业局的干部都去参加周四的政治学习，留守的人又一问三不知，只得住下。跑到一家餐馆吃饭，老板是湖北石首人，都是湖北人，说起来也亲切不少。谈及这次前来的原由，老板听后一阵大笑，他告诉我们，这里是湖区，只出粮食，鱼和棉花，他建议我们到山里去，他列举的有桃源，安化，慈利，沅陵还有桃江。我们很失望的，第二天清早就乘车到岳阳去了。
有一次我曾经突发异想，从城陵矶乘船回宜昌，于是乘着公交车颠簸了很远的一段路，才来到城陵矶，那是一个遥远的长江边，几乎全是城港码头，我们沿着长江路走了很久，才来到港务局，可还没见客运站的影子，一个码头工人听了我的询问，奇怪的笑了起来：“现在谁还坐船？火车和汽车这么方便，又快又舒服。”我们就原路返回了，不过，我仍不死心，我终于领着妻儿一起坐着客轮回家了，不过那是很久以后，是从武汉乘船回去的，那是一个夏天，船舱里热得像火似的，我们就把草席铺在栏杆边的甲板上，风吹得呼呼直响，望着夕阳一点点落到江汉平原的地平线下。
六六大顺 33．芙蓉国里尽朝晖
第一次出差湖南，是从武汉乘火车到的长沙。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在武汉上车的时候还是阳光普照，进入湖南境内就转为多云，车抵长沙时更是阴霾满天了。对于我和我的同伴，同厂的机修工小潘都是第一次到达这里，兴奋，激动，忐忑不安，还有些胆怯的站在长沙火车站宽大的站前广场上，人流，车流，听不懂的湖南话，口里嚼着槟榔的过路人，就这么一起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在站前邮局买了第一张长沙市地图，就站在密密麻麻的公交车的间隙里打量着上面的道路和旅馆，商场，桥梁，公园，餐厅，旅游景点。就在我们的身后，就在我们头顶不远的地方，庄严的响起了《东方红》这首中国人的圣歌，这首但凡是中国人都能耳熟能详的伟大音乐在长沙的上空扩散开来，响彻云霄。我望了一眼雄伟的钟楼，心中镇定了许多，轻松了许多。
从那时起我就是长沙的常客了。因为我眷恋武汉，所以出差湖南就先在中国地图上兜一个大圈，第一站来到长沙，大部分住在离火车站一步之遥的白沙饭店，高大的一长排建筑物，白瓷砖的外墙，铝合金窗户，一楼是餐厅，二楼以上是客房，电梯上下，中庭有令人目眩的玻璃装饰，外表是高档的，房间里却很一般。
住的多了，也就习惯了。每次入住都叫服务员来换被套和床单，女孩子总有些不高兴，板着脸问：“住多久？”我们的回答理直气壮：“总得泡把星期吧。”我们在撒谎，但表现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虽然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溜之大吉，但为了自身的卫生，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打内部电话叫来服务员，
火车站前车站路口有家不大的小吃店，那是我的最爱。就在路的弧形转角处，一长排明亮的玻璃窗使人能看清站前广场的每一个动静。冬天，推门进去，一股热气伴着水饺的香味迎面扑来；夏天，坐在呼呼啦啦的吊扇下，点两碟卤菜，慢悠悠的喝二两白酒，不管你坐多久，绝没有人赶你走，二十四小时营业，乐意坐多久就能坐多久，没有音乐，但人来人往，绝对热闹。
真正的品尝长沙的菜肴还是妻儿随我到这里来的那次。火宫殿的臭豆腐，德园的包子，双燕的绉纱馄饨，杨裕兴的面条统统吃了个够，最难忘的还是烈士公园的水饺。凭水而建的楼阁，湖光水色，杨柳依依，风景如画。饺子时盛在一个硕大的瓷盘里，每人一小碟油辣酱，油光水滑的，把饺子放在油辣酱里裹一下，放进嘴里，先是又香又鲜，然后就被辣得合不拢嘴，喝水，大量的喝水，辣椒的辣味仍然不依不饶的在体内释放着热量，把汗水逼出毛孔，那种滋味永世难忘。
还是妻儿的来临，我们才游览了岳麓公园。牌坊楼进去，旁边是历史悠久的湖南大学，妻子对大学的大片草坪赞不绝口，却对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不感兴趣，顺着山间小路慢慢上行，就可以到清风峡的爱晚亭。默默朗读着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想象着这里深秋时节，枫叶红遍的美景，就走到了号称“湖湘第一道场”的麓山寺
感兴趣的是那口白鹤泉，据说此泉水煮开以后，蒸汽盘旋而上如白鹤舞蹈。泉边就有人煮水，但怎么也看不出白鹤翩翩起舞的舞姿，倒是泉中洒落了一层厚厚的硬币，妻儿也掏光了身上所有的硬币，每一个硬币颤抖而神奇的浮在水面都会引发一阵由衷的欢呼，相比之下，山上的黄兴，蔡锷的墓地就显得冷清多了。
长沙的北面有一片很大的绿地，那是市内最大的烈士公园。到处青松翠柏巍然屹立，中央耸立着雄伟壮观的烈士纪念塔。中国革命史上，死难烈士最多的就是湖北，湖南和江西了，想想也是，秋收起义被毛委员带上井冈山的几乎全是湖南人，长征途中的血战湘江，三十万人打得只剩三万人，多少三湘儿女战死沙场，这才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才有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儿子一直拉着他妈妈去爬假山，去划船，玩得高兴极了，相比之下，湖南博物馆对它的吸引力不大，就是走进那座专为西汉女尸修建的展厅也依然兴趣不大，对那具曾经轰动中国的保存完好的老妇人也只是一瞥而已。后来有一次，从长沙乘长途汽车返回武汉，在郊区的一大堆杂乱的民房和田地里面，看见了马王堆的地名标志。
我喜欢清水塘的宁静。静静的一个小院就坐落在一碗碧水旁边，几棵垂柳，一片绿草，有些叶片落在塘里，悠闲地打着旋，随着微风把他们吹得七零八落。这个小院里面的一栋平房就是以前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年轻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相亲相爱的地方。
那时的毛泽东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杨开慧更是柔情似水，百转千回。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就是从这里告别妻儿，发动秋收起义，从而走上井冈山的。杨开的挂念之情在她后来被从墙缝里发现的遗稿中倾吐的淋漓至尽，而毛泽东的那首《贺新郎别友》更是被文学界公认是他写得最好的。
想想也是，“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冷如许。”情之却，爱之深，都是入木三分的。妻子悄悄叫我注意门外的守门人，正沉浸在离情别离之中的我无奈的望了门卫一眼，他正在和别人闲聊。后来，儿子叫我进屋，我吓了一跳，妻子又将名字留在了复制的毛主席的书桌的抽屉里，赶紧拉起他们就走，这可不是好玩的。
从湘江大桥上经过，遥望橘子洲头，总有一种心驰神往的欲望。机遇则来自一次在五一广场乘错了车，那辆公交车就把我们从湘江大桥的支桥一直送到橘子洲头。那时一片广场，立有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的红色诗碑，湘江奔腾而来，被坚如磐石的洲头一分为二。站在橘子洲头，长沙市区的繁华与岳麓山的绿叶仿佛相隔甚远，只有大自然和蓝天白云，滔滔江水，我更喜欢主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长沙的闹市有一种很明显的南国的韵味，香港，深圳，广州的新鲜货很快就能出现在街头巷尾，有舶来品，有冒牌的大路货，那时最时髦的在长沙的商场和店铺里都可以碰见。我喜欢的游览路线就是北以八一路，中山路为界，南到劳动路和东塘广场。中间就是从火车站一直到湘江大桥的五一路。
我喜欢长岛饭店的挺拔高耸，也为友谊商店只能用外汇券结算而耿耿于怀；我一直想不明白，还有哪个地方将省府与市府在一条大街上一字排开，然后就走进五一中路的那家餐馆吃便餐，盒饭，米粉，什么都行；我喜欢跑到五一文化商店给儿子买新颖的文具，或许是一支自动铅笔，或许是一块进口的橡皮擦，但我最中意的湘绣大楼里的那些做工精细，巧夺天工的绣品却没买一件，当时是有些嫌价钱高，如今可能早就是望尘莫及了。
中山路与黄兴路是吸引我腰包的重要场所。长沙的商业界已经开始大刮南风了，不少东西从香港流入广东，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出现在长沙的柜台上，而武汉在这方面做得相差十万八千里。那时我刚刚花了五千多块钱买了一部松下的录影机，就在长沙买录像带，一百多块钱一盘，还有倒带机。看中的块，决定的快，掏钱的快。每次到长沙，总得大买特买，如果还有些犹豫，就跑到湘江边的集贸市场，或者到东塘附近转转。那时的身体还是很吃苦耐劳的，风一般的穿梭，不到华灯初上决不收兵，每次都满载而归，回家时总会有父母的，妻儿的，情人的，还有朋友的。
当时我厂的生产安排总是排得满满的，年轻一些的篾匠师傅总得为了赶工期而挑灯夜战，那时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发展高潮，许多人都对前途充满野心勃勃的幻想，我也是如此。除了增加人手，竹器制作速度一直无法提高，生产效率一直很低，总是向客户说抱歉，总是要求工人加班加点，很头疼的。
浙江篾匠陈师傅就提出了购买划篾机的构想，据说长沙就有生产厂家，我很动心，就带着他来了。在劳动东路找到了那家厂，那时一家颇具规模的机械厂，虽然目前已经停产，但库存还是有的。那是一家国营企业，根本不谈价格，合同很快就签订了，我们办妥了托运，划篾机很快也就运到了我厂，一共两台，装上发动机，滚筒转动，这头将篾条喂进去，那一头就分出两条篾带，划篾机的速度很快，工效的确提高不少。
长沙大多数时间都是作为一个歇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