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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路轨常常出事吗？常常有游击队或是特工人员炸毁铁桥，经过抢修后又照常通车？如果有过这类的事，报纸上当然不会刊载，大家也无从知道。刘荃不禁和张励互相看了一眼，彼此心里都想着：“刚才真是想不到，原来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
但是刘荃随即想着：“真要是那样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觉得中国的地面上并不是死气沉沉。但是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事。不过，也不怪共产党这样神经质——不要说中国才解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紧张着，到处架着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子与奸细。”
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欢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着乘务员就出现在车厢里，提着水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水，也彷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身材的青年，穿着一身稀绉的蓝灰色布人民装，精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着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头去。
“看他瞌睡的那样子，”张励微笑着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爱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着：“甚至于有三十九小时的。”
刘荃看着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热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乘务员睡眼朦胧站在他们桌子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高高提着那糊了煤烟的黑色硬壳的大水壶，远远地朝着那玻璃杯灌下去。那一尺长的水苗发射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腿上了。
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
“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跳起身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滚水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部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于火上浇油。
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
“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着眼睛嚷着：“好家伙，这样飞滚的水，闹着玩的呀，瞪着眼朝人身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出了特务了！”
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
张励也疼得眼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着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一条命差点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道不知道？”
“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着：“这家伙交给我，放心，跑不了！”
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壁的，也就挣扎着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着他聊了回子天，又约着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
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腿，爬梯子不方便。地板上湿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
“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子，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爱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出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出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点保障也没有！”
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入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于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轮轨声，于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滑而沉重地抽搐着，颠耸着，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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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6。
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着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
“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
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
“数据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
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
“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着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
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着，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
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数据组长到数据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着。
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伙子又跑了过来。
“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
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着。
然后他看见那数据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着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话剧的。是在舞台与银幕上常看见的那种明艳的圆脸，杏仁形的眼睛。鼻子很直，而鼻尖似乎锉掉了一小块，更有一种甜厚的感觉。但是她年纪似乎不轻了，颔与腮的线条已经嫌太松柔，眉梢眼角也带着一些秋意了。她的头发是烫过的，养得很长，素朴地向耳后拢着，身材适中，藏青呢的列宁装里露出大红绒衫线的领口。
刘荃站起身来。她向他的椅子略伸了伸手，表示让坐，一方面也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翻阅着她带来的几张照片。
她递了给他。照片拍得很清晰，而且一望而知是实地拍摄的。第一张就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是一个半裸的女人被捆绑在一棵树上，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兵士叉着腰站在旁边看着，另一个兵士俯身拾取树枝堆在那女人脚边，显然是要放火烧死她。
“没有美国兵的照片，”戈珊说：“只有德国兵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刘荃问。
戈珊略点了点头。
“是在什么地方？”他注意到那被缚在树上的女人也和那兵士一样是黄头发，脸型也显然是高加索人种。
“在欧洲，”她简短地回答着，随即探身过来指点着，“女人的头发需要涂黑，兵士的制服也得稍微修改一下。——这儿这一张是美国兵在那儿上操，制服的式样照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
“可是——”刘荃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那一个部门里没有会修照片的，”他终于说。
“这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戈珊笑着说：“而且事实是，照相馆里修照片的也就管替女人画眼睫毛，叫他改军装，也不一定在行。”
这女人似乎过过长期的都市生活，刘荃心里想。
她又用铅笔指指了照片上那女人的胸部。“这儿可以涂黑，表示乳房被割掉了。”
刘荃怔了一怔。“完全涂黑么？”他不能想象。那变成像乳罩一样。
“不是。斑斑点点的黑迹子，看上去像血淋淋的伤口。”
她看他彷佛很为难的样子，就又耐心地解释着：“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阶段的印刷技术还需要改进，这照片在画报上注销来，不定多么胡涂。能不能看出是个女人来，还是个问题。主要还是靠下面的图片说明，要做得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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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着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
“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着脸说。
“有什么两样？”她微笑着追问。
“本质上的不同。”
她仍旧淡漠地微笑着望着他，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着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
“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
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着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不安。
“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着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
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
“刘同志，周同志找你。”
“在楼上？”刘荃问。
“嗳。叫你上去一趟。”
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着，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
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具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