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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这时候也许还在家里。
他在暮色苍茫中赶到戈珊那里，她正锁了门走出来。她看见他似乎并不怎样惊异。
“啊，你出来了，恭喜恭喜！”她笑着说：“进来坐。”
她把皮手套脱下来，拿钥匙开门。初春的天气，入夜还是严寒。
“什么时候出来的？”她问。
“今天下午。”
“一出来就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她半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我听见黄绢说你非常热心帮忙，我真是感激到极点。”刘荃很快地明来意，表示他仅是来道谢的。
“那没有什么，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
“黄绢怎么从她的宿舍里搬出去了？”刘荃忍不住马上接下去就问：“报馆里也有两天没去了。”
戈珊坐在那里，拿着她的一只皮手套嗒嗒地抽打着桌子的边缘。“怎么，她没跟你说吗？她前天不是去看你的吗？”她很平淡地说。
“她什么也没说。”刘荃望着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其实一直在那里的，只等待证实。
戈珊略微顿了一顿。她不一定要告诉他实话，但是他早晚会知道的，不告诉他，他也不死心。“她跟申凯夫同居了，我听见她说。交换条件是要他替你想办法。不然你想，有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本来你的情形非常危险。”
“申凯夫？”刘荃低声说。彷佛在开会的时候看见过这人的，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时候一点地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轰轰作声。
“申凯夫很有一点潜势力的。有人说他每天晚上和毛主席通一次电话，也不知这话有根据没有。”
刘荃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她突然怜悯他起来。她走过去在五斗橱上拿起一瓶酒，找了两只玻璃杯，把残茶泼了，倒上两杯酒，递了一杯过来。“来，干杯！你出来还不值得庆祝么？”
他机械地接了酒，但是并没有喝。
“你别这么着，”戈珊说：“看开点吧。你也不用替她难受，申凯夫这次倒真是认真得很。当然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老申的爱人是个有地位的老党员，在全国妇联里坐第二三把交椅的，他要离婚，党不会批准的。”
“他把黄绢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荃突然问。
“谁知道。反正你不用想再跟她见面了，除非有一天申凯夫垮了台。”
“或是共产党垮了台，”刘荃说。
“怎么，你有变天思想？”戈珊笑着问。
刘荃摇了摇头。“我没有那么大胆。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见了。”他举起玻璃杯来，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是一种劣质的白兰地。
“你这种话少说两句吧，可别喝醉了上别处去乱说。醉了就在这儿躺一会。”
“我没醉。喝完这杯就走了。”
他有一点眩晕。室内比外面暖和，玻璃窗上罩着一层水蒸气，完全不透明了。对街的霓虹灯从那蒸气里隐隐透过来，成为惨红与惨绿的昏雾。窗帘杆上挂着一只衣架，正映在那雾蒙蒙的背景上。衣架上陈着一条淡红色的丝质三角裤。在戈珊的房间里，这似乎是一种肉欲的旗帜，高高地挂在那里。
他想着黄绢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和申凯夫在一起。他想到她的流泪，她的冰冷的惨白的脸，想到另一个男子的贪婪的嘴唇与手加到她身上，他心里像火烧似的，恨不得马上死掉。他的生命是她给他的，但是生命对于他成为一个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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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
“是你介绍申凯夫给她的是不是？所以她说你非常帮忙。”他把玻璃杯沉重地搁在桌上。“你不用赖。——不然她怎么认识他的。”
“我赖干什么？”戈珊微笑着说：“是我介绍约又怎么样？不也是为了救你！你恨我吗？”
刘荃静静地向她看着。那奇异的静止似乎是强暴的序曲！她有点害怕起来，但是这对于她也有一种刺激性。
“恨我怎么不杀了我？”她格格地笑着纠缠着他，想把他的手搁在她喉咙上。“叉死我得了，你怕什么，反正你现在有人撑腰了！”那柔艳的眼睛瞟着他笑。“唔？恨我不恨？”她喃喃地说。
“我恨不恨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刘荃说：“可是我讨厌你，我想连你也该知道。”
这种话一出口，就像是打碎了一样东西，砸得粉碎。刘荃原意是要它这样的，但是说出口来，心里也未尝不难受。
“下次知道了，”戈珊说：“让你枪毙去，谁再救你不是人！”她端起她的一杯酒，一仰脖子全喝了，但是淋淋漓漓泼了一身。
“对不起，我喝醉了，”刘荃微笑着站起来说：“我这酒量真不行，不该给我酒喝的。”
他自己开了门走出去。外面非常寒冷，乌蓝的天空里略有几点星。
他不想回宿舍去，在马路上乱走，走了许多路。糊里胡涂倒已经走到国际饭店附近了。那高楼的顶巅上插着一面红旗，旗杆下大概安着几盏强光的电灯，往上照着，把那红旗照亮了。它在那暗蓝的夜空里招展着，红艳得令人惊异，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他仰着脸，久久望着那明亮的小红旗。它像天上的一颗星，甚想把它射落下来。
11。
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缝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
人丛里挤着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着一种奇异的Ａ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满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Ａ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
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色。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
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压压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着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着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
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征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着队在他们旁边走，看着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征来的夫子太多了。
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满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著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鎗械擦得非常干净。对于射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
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
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着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腰间的皮带挂着一只布包着的饭碗。扛着鎗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
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彷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
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着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
背着Ａ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根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着，带着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着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着白布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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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
“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
“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
“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
“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塞上些稻草，暖和得多。”
“脚上全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