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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地之恋-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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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划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彷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眬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彷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抛出去打破了窗户,瞭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第74页

七十四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眬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着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第75页

七十五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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