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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要死去，终于云开雾散，扬恩承认爱她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那么诚挚。布列塔尼的春天似乎为了他俩提前到来，路旁的荆棘竟然异乎寻常地在渔船启航前开出了白色的小花。然而在她的一生中，也就只享受了这唯一的一个爱情的春日，她和她的扬恩也总共只做了六天幸福的夫妻，然后扬恩出发了。她在焦虑而甜蜜的期待中度过了春天和夏天，好不容易才盼来了那喧闹、快活的秋天，去冰岛的渔船一只一只地返航了，只是不见扬恩和他的莱奥波丁娜号。日子一天天过去，深秋将尽，冬季就要来临，无论她怎样用一切最微弱的希望鼓舞自己，无论她怎样在绝望中挣扎，无论她以怎样的耐心和毅力等待……扬恩毕竟没有回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在一声猛烈的巨响中，他和海举行了婚礼……
歌特的凄惨遭遇，把全书的悲剧气氛推向了顶点，使读者不能不为海的威力所震慑，为冰岛渔民的不幸命运深深叹息。塑造人物也许并非洛蒂之所长，而歌特应当说是他笔下最动人的形象之一。虽然整个说来还欠丰满，但感情刻画细腻，不能不唤起读者的关注与同情。除歌特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渔民，作者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描写他们，但只能算是些粗线条的草图：粗野、强壮、勇敢、淳朴，偶尔喝醉酒，在酒店里唱些俚俗的小调……包括主要人物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在内，形象都有点单薄。尽管有这样的弱点，洛蒂却成功地抓住了命运——人和自然斗争中的命运——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主题，而且运用他的艺术才能将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
洛蒂极擅长烘托气氛，一切动景和静景似乎都有助于突出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悲惨处境：荒凉的旷野，静止不动的太阳，浓雾弥漫的大海，单调、沉郁的氛围……但除了对命运的感叹以外，洛蒂也就没有更多的意思要向读者表达了。如果说有，那就是下意识地流露出对异域民族的轻侮、蔑视，甚至把殖民军的横行霸道和侵略行为当做英雄业绩吹嘘，把为殖民政策充当炮灰视为光荣……可是对于一个长期在海外军旅中生活、沾染了种种恶劣习气的军人来说，又能指望他有什么别的思维方式呢？洛蒂十六岁就进了海军学校，他所受的有限的教育和有限的生活经验，使他不可能具备思想家那种观察、概括和判断生活的能力，但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功地描摹了一个他有独特体验的世界，并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赞赏。
洛蒂是一位以描写异域风光著称的作家，为了让读者对他的这一特色获得感性的印象，本书还收有他的一部关于日本之行的小说——《菊子夫人》（1887）。说这是一部小说，也许不如说是“纪实”更为确切，作家几乎如写日记一般，逐日记下自己在日本的经历。洛蒂自十六岁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了五十二年。这个好习惯对他的写作大有帮助，有时将日记稍加提炼、整理，便可成书，正因为如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保留着日记的痕迹。
《菊子夫人》几乎没有情节，没有激动人心的戏剧冲突，也谈不上有什么人物塑造。但却出色地描摹了这个岛国的山川之美，勾画了大和民族的风貌、气质、情趣，以及种种奇特的习惯……这部小说本身——包括它的平淡的结构和琐碎的细节，似乎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个民族的特点。
当然，洛蒂所描绘的，是欧洲人眼中的日本，处处体现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碰撞。在奔放、洒脱、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欧洲人看来，日本的一切显得格外拘谨、小气和矫揉造作：他们那种过多的礼节，过分的客套，过小的器皿，过于冗长的表达方式，还有那并非完全出自内心的习惯性的笑容……都令作者惊讶不已。见惯了欧洲那些宏伟壮丽的石头建筑，用木板和纸板搭成的和式房屋自然形同玩具；来自赞颂庞大固埃主义①的法国，那用小碟、小盅盛上来的和式饭菜自然无异于儿童们玩的“过家家”。在作者看来，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称得上宏伟的东西，一切都在这儿被缩小了尺寸，包括人在内。
①典出拉伯雷的《巨人传》，庞大固埃主义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视为精神健康、性格豪爽的表现。
不过作者毕竟捕捉到了大和民族某些特殊的品质：例如他们那种异乎寻常的细致、耐心、勤俭和普遍的一尘不染。甚至日本人那种追求空无的审美情趣，也受到作者某种程度的赞叹，尽管欧洲人一般是喜欢陈设奇珍异宝，追求富丽堂皇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短短两三个月的小住，作者居然能揭示出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这是一个满脸堆笑、极其殷勤、和蔼的民族，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不容易找到十分粗野的词汇；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崇尚某些阴森可怕的东西：从孩童时期起，他们就玩一些会叫其他国家儿童做噩梦的玩具；在节日的欢乐中，几乎每个人都戴上令人生畏的假面具；他们的寺庙供奉着面目狰狞、表情残忍的神灵。……一方面，他们以朴实无华、一无装饰为美，另方面又在一切事物上极尽雕砌之能事，甚至大自然也被他们改造得极不自然：他们在肉眼不易察觉的细部施展精巧的工艺，却在整体上追求空无所有的效果；他们以最简朴的表象，去掩盖过分精细、讲究的内容；他们每所房子都门窗敞开，似乎将一切陈设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却又将一切遮蔽得密不透风……
不能说作者已经了解日本，事实上，日本对他仍是个谜，他怀着欧洲人的优越感，很不尊重这个当时还很落后的民族，但他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存在着他完全不了解的隐藏在历史、文化深层的某些东西……从打开欧洲人眼界的角度，做到这一步，也算是不错的开端了。
至于菊子，那不过是被一个外国军官租用了几个月的可怜女性，作者对菊子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一个寻欢作乐的殖民军军官的丑恶嘴脸。但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个并不动人的故事启发下，竟产生了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经过歌剧作者的改编，日本少女乔乔桑的形象至今仍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观众。
总之，作为“文学领域的伟大画师之一”，皮埃尔·洛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拥有自己的读者，会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喜爱。他最优秀的作品《冰岛渔夫》，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由我国老一辈翻译家黎烈文先生介绍到中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读黎先生的译本时，还只有十二岁。该书大约是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很糟，既黄且糙，许多地方甚至字迹不清。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本书在我心中引起的狂喜。从那以后，我对大海一直怀有一种既温柔又敬畏的近乎神圣的感情。一九六五年夏，我有幸到法国西部探望了洛蒂描述过的布列塔尼的海，造访了海滨渔人的房舍，虽然人们的生活已大大改观，但海仍是那个海。我站在礁石上，眺望远方的船只，凭吊往昔葬身海底的英灵，浪花拍击礁石，溅湿了我的衣裙。我的思绪完全沉入洛蒂所描绘的意境……
也许是一种缘分，八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忽然约我重译《冰岛渔夫》，我立即欣然从命。一九八三年，此译本首次出版，当时署名弋沙。十年以后，译文出版社又约我译《菊子夫人》，拟与《冰岛渔夫》合为一册出版。有了这两篇译文，我国读者对皮埃尔·洛蒂便可有个概念了。《菊子夫人》一书，涉及日本的风土人情，其中人名、地名的翻译，大都求助于文洁若先生和我女儿夏冰。个别疑难之处，还曾请教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岩崎力先生。对于他们的热情相助，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一九九四年四月
第一部
一
他们五个人，全都有一副吓人的宽肩；在一间阴暗的、闻得见盐和海水味的卧舱里，他们支着肘在桌边喝酒。与他们的身材相比，舱房实在太矮了，一端细小下去，像一只掏空了的大海鸥肚膛。船舱微微晃动，发出单调的叹息，徐缓得催人入睡。
外面，该是海与夜，可是从里面什么也看不出。唯一的出口开在舱顶，用木盖关上了，用来照明的，是一盏摇来摆去的旧吊灯。
炉子里生着火，烘烤着他们潮湿的衣衫，散发出混有土制烟斗味的蒸汽。
一张粗笨的桌子占据了整个住室，不大不小正好剩下一圈空隙，可以让人溜进去坐在紧贴橡木板壁的窄木箱上；顶上几根巨大的梁木，几乎碰着他们的脑袋；在他们背后，几张像是用厚厚的方木挖成的小床，仿佛安放死者的墓穴般敞着口。所有的板壁都破旧而粗糙，受着潮气和盐水的侵蚀，天长日久，被他们的手摩得溜光。
他们各自用碗喝着葡萄酒和苹果酒，生的欢乐照亮了他们诚实坦率的面孔。此刻他们围桌坐着，用布列塔尼方言谈论女人和婚姻问题。
尽里面的板壁上，在一个备受尊敬的位置，有一尊陶制的圣母像钉在一块小木板上，这是水手们的守护神，有点儿旧了，着色的艺术还很原始。陶制的人物比活人的岁数大得多，然而，在这破木屋的灰暗色调中，她那红蓝两色的衣服还是给人一种新鲜的印象。她想必不止一次在危难时刻倾听过热烈的祈祷，在她脚下还钉有两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五个人的装束一模一样，上身紧紧裹着厚厚的蓝毛线衫，下摆扎在裤腰里，头上戴着一种名叫苏尔瓦（这是给我们北半球带来时雨的西南风的名字）的油布雨帽。
他们的年龄大小不一。船长四十岁上下；另外三个介乎二十五至三十之间。还有一个，大伙叫他西尔维斯特或吕尔吕的，只有十七岁。从身材和气力上看，他已经顶得上一个大人；脸颊也已蒙上一层黑黑的、又细又鬈曲的胡须；只是他还保留着一双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