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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听到我呼唤急奔进屋，见状不禁老泪横流，泣不成声。
他收到大舅的信心急如焚，无奈“集训”就是政审，不准中途请假，直到期满他才日夜兼程赶回。不料儿子病情如此严重，心中忧愤加之旅途劳顿也病倒了，当晚高烧不退，至次日早晨竟烧到四十一度，昏迷不醒。大舅请来一位西医打了两支退烧针，早饭后总算醒过来，一醒来就挣扎起来立即决定送我去石家庄医院。
大舅雇来一辆胶轮马车，车厢内铺垫了厚厚的被褥，扶我躺在上面，别了舅舅老娘，前往石家庄就医。我的臀部腰部都肿的很，既不能躺又不能坐，父亲只得把我抱在怀里，半躺半坐仍疼得不断呻吟，三十里路一路颠簸来到市里。此后几十年我没回过宋村，没有见过热心善良的老娘大舅，成为心中一大憾事。直到零九年八月我从榆社去威海路经石家庄，专程去了趟宋村，见到两个表弟，俱感慨万千。舅舅葛福星在十年动乱中也遭批斗，两位表哥同受牵连，头上戴了紧箍咒站不到人前。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觉轻松，弟兄俩都住着两层楼房。我受到热情招待，也了了多年一桩心愿。
在市人民医院两个女大夫（也许有一个护士）给我下腹部打了麻针，扎入一根带皮管的粗针头，面前放一只小桶，腹水便汩汩流出，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引流术。医生们又量血压又把脉，女大夫温和地说：“你有什么感觉就告诉我。”
“我不会死吧？”我突然发出这样的问题，逗的他们都笑了。对我说：“不会的，我们这么两个大人还看不了一个小孩子的病，能让你死了！”
桶里水位不断升高直到快满，我的肚子则像泄了气的皮球逐渐松弛下来。
医院没有床位，抽完水带了些药父子俩离开医院，住进车站附近的“仁义客栈”。这里离医院足有半小时路程，连日来霪雨霏霏，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父亲时刻守护在身旁，吃完药再冒雨去取。
我吃得是两三种药面，其中有一种黑色的粉末叫利尿剂（乌洛托品？）。四五天后我觉得有了尿意，父亲找来个破瓷碗抖抖索索给我接尿，竟然一次接了半碗。几天来他阴晦的脸上第一次浮起笑容，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连声说：“尿了，能尿了，孩子，你有救了。”
住在客栈不是长久之计，他还得回学校教书，遂决定把我送回太原交给秀英姐照料并继续治疗。可事不凑巧，因下暴雨洪水冲毁正太路几处桥梁，买好票三四天仍不发车。我躺在侯车室地上等父亲去探询消息，只见他无精打采回来，俯身在我脸上盯着我期待的眼神凄楚地说：“今天还不发车，孩子，你真命苦啊！”
过几天终于通车了。到太原后父亲立即安置我住进杏花岭医院然后匆匆返校。我孤身躺在病床上，没有人陪侍，由护士全面护理，打针吃药、端饭送水各司其职，那时的医院也许就没有陪侍制度。
浮肿渐渐消退，但体质极度虚弱，每天静脉推注一支葡萄糖配几支维他命，另外还有些口服药。
我住院期间秀英姐总共来过两次，第一次和刘震一块来。只见她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空针瓶说：“他用的这维他命B咱家也有，要不给他拿来些用吧。”
姐夫未置可否，过后是否拿来我不得而知。
第二次来进门就说：
“你的病好多了，回家慢慢养着吧。”
于是就领我回了家，也不知办没办理出院手续。
我早想吃一碗浇肉面，医生不让吃，这天经医生允许我报了一碗，但却无缘享受，中午送来饭我已经走了。
住院期间我咬破一支体温计，后来在新华书店碰到那个护士，她责怪我出院也不打声招呼。咬坏体温计是要赔的，不知后来怎样处理了。
在秀英姐那儿住了半个多月我就回到父亲身边。我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但这场病非同小可，本来瘦弱的身子更加骨瘦如柴，腿似麻杆，手腕不及大人拇指粗，唯显一个大脑壳。头发几乎掉光，走路东摇西晃，地道的未老先衰，再没精力蹦跳打闹，像换了个人，变得端庄稳重、少言寡语，活像个矜持少女。从此一头扎进书本里，开始我的求知生涯。父亲为了给我补养身体每天让我吃两个鸡蛋，所幸人的大脑全赖父母遗传，与后天生活几乎无关。尽管我从小营养不良，脑子却未受影响，仍然好使。我的求知欲突然暴发出来，星期六晚自习后，“大学生”们都睡觉去了，我还独自在教室学习，不去看老师们打朴克了。我特别喜欢画地图，不仅画全国地图，各省地图都要画几遍。我在课本的地图上打上格，把图纸也打成格，然后像写仿那样对照着描好一张地图，并详细标注出城市、铁路、矿产等等。我对地理特别偏爱，对祖国有那么辽阔的疆域、那么美丽的河山、那么丰富的物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年年终期末考试我在全班“大学生”中名列第三。
以上是我跟随父亲在建屏兵校第一年的经历。第二年华北兵工职业学校更名为兵工工业学校，于暑期决定招收子弟班，我在建屏二分部以第十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该校初中部正式学生。
从四九年冬天到五一年夏季，我充其量只读了一年半小学。
正是：
茫茫生路未测天，几多欢乐几多灾；
留得卿命须历劫，笑看尘世遍风烟。
6。第六章 风华正茂（二）
四认亲闹剧
一场重病使我告别了顽童生涯，从此判若两人，进入生命的黄金时代，拼命猎取知识，思考人生。
报考初中时我信心并不很足，跟随父亲一年半虽然在他的严格教诲下小学数学有长足的长进，但语文基础绝非一日之寒，实在差得很；此外诸如自然常识等根本没学过，作文水平更是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
父亲作了几篇模拟作文，我很快背得滚瓜烂熟。其中一篇“我报考学校的目的”竟被他猜中，模拟文中有“毛主席领导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今天的胜利，因此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努力建设国家”等语，考试时我把整篇文章照抄在试卷上，又怕人家不相信是一个小学生作的，便在后面加一句“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常识方面比如“什么是五金”一类题都是临阵磨枪背熟后照写到试卷上。总之是靠了先天的聪颍，而先天的聪颍来自父母的遗传，是与生俱来的。
考场原定在太原总校，因此我们几个孩子步行前往微水，准备从那里坐车去。同去的有厉校长的弟弟厉四、王总务（记忆中都称王管理员）的儿子王儒等。几个人中不论年纪还是个子都数我小，不知怎么厉四老欺负我，弄得我一路啼哭。我后来反思，可能是我一句玩笑话激怒他，他对我实施报复。那年中央解决了一宗解放后最大的腐败案，天津市委书记刘青山、市长张子善被枪决；厉校长本名庆山，我利用谐音开玩笑说“枪毙了厉青（庆）山”，厉四在一旁听到难免心怀不满。
我们还没走到微水站就迎着总部来人，说不去太原了，就在原地考，于是又转身往回返。
开学前厉校长召集被录取的考生谈话（类似于面试），一群孩子围坐在办公室，他一个一个考查。轮到我了，他问：“多大年龄？”
我答：“十二岁。”
又问：“家庭什么成分？”
答：“中农。”
问：“读过几年书？”
我说一年半，他愕然了，别的孩子也投来诧异的目光。
厉校长接着问：“你报考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学习文化科学，长大建设国家。”我流利地回答。
“国家，哪个国家？”他故意挑剔，“美国也是国家，你也去建设？”
我有点慌乱，不知所措，向他投去疑惑的目光。
“应该说祖国，长大建设祖国。”
“是，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那时我绝料不到“长大”后竟被无情的阶级斗争剥夺了整整二十年用所学知识建设祖国的权利。
第一学期的课程学得非常吃力，非常艰苦。尤其语文课，不懂词义，也掌握不住中心；老师给成语词汇作的注释比原词还艰涩难懂。但我能照抄照背，应付考试不成问题，却不懂意思。直到升入初二年级，看了些课外读物（我起初读课外书籍也看不懂，记得从图书馆借回一本苏联小说《宁死不屈》，读了一页怎么也想不通，刚刚还说那人在莫斯科，并没提他离开，怎么一会又在彼得堡出现了），语文知识才有所提高，作文水平也大大长进，并开始学写诗。我的第一首诗，《红领巾颂》曾受到语文老师杨济时的表扬，并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现已忘记了，定然十分幼稚。
我学习从不偏科，对每门课都很感兴趣。教数学的王瑞生老师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年轻有为、血气方刚，对学生要求极严格。上课时发现谁在下面搞小动作或走了神，他会随手掐个粉笔头照你课桌抛去，百发百中，同学们都对他十分敬畏。但课余时间他又和大家一起游戏，像朋友一样开怀畅谈。他知识面很广，语言幽默风趣，常给我们讲科学知识、生活常识和做人的道理。他谈笑风生，从不以师长自居，孩子们都很爱戴他。
一年一度的暑假到来，老师们照例要去总校“受训”（后来又改称“集训”）。“镇反”运动刚刚结束，“肃反”接踵而至。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因此必须人人过关，且要过好几道关。从“镇反”到“肃反”，再到“反右”，王老师最终没跨过关隘。他喜欢写散文，常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文章，在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他的一篇《火车头》因一句“火车头能带着十几节车厢飞奔，但它一旦脱离轨道就变成一堆废铁”被指含沙射影攻击校党委，也就是攻击新生政权，定为特级右派判刑入狱。
父亲有幸连闯三关，可还是没能闯过十年动乱那一关关。他不是伪军政人员，也没有血债，所以几次运动都没拘捕他，但那个劳什子“委任状”一直被揪住不放，他就一直过不了关。我很担心父亲会出事，我的命运已和父亲紧紧连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