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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毕业时已经开始反击了，学校曾两次组织辩论会，与本校一位张百生的支持者展开论战。那时我是站在“左派”立场参加辩论，并且踊跃发言，激烈抨击他们的“右派”言论。党挽救了我父子俩，并让我免费读书，把我培养成一名国防科技人才，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理由反党反社会主义。
当我走进104厂大门时，“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大部分“右派分子”等待定案处理。我在化工学校的同学韦忍早入厂一年，不幸撞了枪口，当了一名“右派分子”，遣送农村二十年。据说他摘掉帽子后勉强在村里当一名队办教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把他“解放”，但已过不惑之年，半生蹉跎，无所事事了。
厂里在通往大食堂的路上设有大字报专栏，大字报仍连绵不断张贴出来。有的内容已超出揭批“右派言论”范畴，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不小心就会被批露在大字报上，毫无隐私可言。工人马铎因出身地主又每月给家中老父亲寄钱，被冠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荣登大字报首。人心思斗！真有阶级斗争觉悟有意识地向“阶级敌人”发起反击的有之，起哄凑热闹、唯恐天下不乱“浑水摸鱼”者有之，素日有仇隙互相攻击趁机报复者有之，乘运动之“东风”靠吃政治饭踩着人梯向上爬者也有之。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敌”我双方都是大杂烩。大字报捕风捉影、主观臆造、无限上纲，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内容到形式可谓花样齐全、别出心裁。不论大字报的作者还是读者最关心的头数男女之间的“风流艳事”，不少青年男女正常的恋爱幽会被当作流氓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马铎是厂化验室技师，担任组长，和工会组长女工李霞正常的工作关系被说成流氓行为。大字报中夹杂一些低级下流的污言秽语，有关偷鸡摸狗、男盗女娼的风流韵事，还特别加上小标题，再用红笔钩勒，以图吸引更多的眼球；这样的大字报围观者最多，因它投合人们的低级趣味。那些大字报的作者显然是“有的放矢”，然而“矢”一旦放出去，那些“的”可遭了殃，许多有情人棒打鸳鸯散、孔雀东南飞，成终生遗恨。
正是：
两三盟友向党攻，万千老九帮整风；
卧塌岂容他人睡，一网打尽绝祸根。
二青春现实
我因二姐去世精神受到极大刺击，一度悲观厌世、情绪消沉，几近精神崩溃。带着这样的精神状态走上工作岗位，而且正遇那样复杂的社会环境，我又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丝毫没有应对复杂环境的经验和能力，注定要在大风大浪中翻船。
阳泉市位于太行山腹心地带的桃河两岸，解放前它只是正太铁路的一个小站，因日伪开办煤矿和铁厂渐渐繁华起来，解放后与平定县分治，继而设市。我去东北实习时曾坐夜车路过阳泉，看到灯火通明，成梯层状分布，以为是一座座楼房；来到后一看原来都是依山而建的平房，整个城市就座落在桃河两岸，两边全是山峦。全市除车站附近有个天桥，桥两边有几条小街算是市区，只有一条通往赛鱼矿区的土路——北大街。
104厂位于市东郊的山陵中，从火车站步行大约二十分钟路程，系解放后从平定山区迁来，主要生产火药、雷管、导火索一类军工产品。
这次从俄校分到该厂十名同学。中苏关系彻底决裂，我们学的俄语没用了，分到工厂仍发挥中专学到的发射药制造技术倒也未尝不可，偏是104厂是生产炸药的和所学专业不对口。我们被分到各车间当工人，跟班组劳动；苦于学而无用，加之厂里的待遇不合理最初大家都有情绪，曾联名致函二机部要求重新分配。信如石沉大海，不见答复。后来别的同学慢慢适应，做到随遇而安了，我却一度不能安心。后来才知道部里把信转回了工厂，一年多后厂里突然找同学谈话，追查写上告信的主谋，谁带的头。都说没有主谋，是共同商量的，由包敏代笔。其时朴意已在技术科，正借调到二机部，并受命主持一个科研课题。部里的意思要正式调他去委以重任，就因那封申诉函，厂里回复“此人不可重用”，他又被清退回厂。
在东北实习时我突发奇想想当工人，因为无烟药生产周期长且是大机器生产，劳动强度小，当工人很轻松。来该厂后我和朴意分到一车间电雷管工段，他在焊丝组，我在普验组，我的工作就是检验他们焊的电阻丝是否合格。工作台上嵌一个直径不到二十公分的电流表，把焊好的一把铜导线一头压在导电夹里，手握另一头一根一根分别接触面前的导电盘，两眼一刻不离紧盯电流表，根据电流表指针的摆动幅度判断有无漏焊虚焊以及电阻是否合格。八个小时一动不动坐着，手眼并用，每班要重复操作成千上万次。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种工作“频率”太高，十个同学里我的运气最差，我的工作最苦最累最烦琐。第一天上班我就发现这工作对我有多么不适宜，人就像一部机器，八小时机械地、频繁地不断重复同一动作，不仅枯燥无味，关键是身体受不住。我已坐了八年冷板凳，现在要继续坐下去已经坚持不住了，不久就患了腰肌劳损；每日腰酸背困，夜晚躺在床上，总觉得像悬在空中，辗转难眠，须在腰部撑个拳头才略觉舒服。医生说是肾亏，给开了三肾丸和鱼肝油丸吃，后来我问别的大夫，有个老中医说那三肾丸是管“小鸡”硬的，越吃越肾亏。秋后医生又开出建议书让我疗养，所谓疗养就是到厂里办的营养食堂就餐，每月二十四元伙食费厂里补贴一半，吃了两个月营养食堂也无济于事。实在吃不消我只能每日以泪洗面，一边干活一边哭，嘴里不断喊“娘”，喊我的“苏联妈妈”——毕业前我认了苏联女教师做妈。
我想，这种工作目不识丁的白痴都能干，国家培养我七八年，我已取得工艺技术员资格，干这活是大材小用，是在浪费我的青春。我的青春每日被这小小的电表啃噬，人的生命是短暂的，青春更转瞬即逝。那年我虚岁十九岁，玛雅柯夫斯基有句名诗：十九岁/对于人生/只有一次；推而广之，二十岁，二十一岁，每一个年龄段，人的整个生命都只有一次，逝去的年华永不复返。
来厂之前我曾暗暗祝祷在这里见到的都是些年轻人，少见老者，避免联想到骷髅产生恐惧厌世心理。我希望永远生活在青春期，为此我把这种狂热的幻想编成对联请街头艺人写成条幅挂在床前：青春之火烈焰旺，生命之泉海汪洋，横幅追随梦幻。然而严酷的现实将无情地浇灭我的青春烈火，迅速耗尽我生命之泉，我的追随、我的梦幻将如肥皂泡瞬息破灭。
我把上述想法和处境写信告诉父亲，说目前的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浪费青春”。父亲严厉批评我的错误思想，指出人要能“随遇而安，面对现实”，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可我已被虚妄的狂热烧得失去理智，父亲苦口婆心的教诲全听不进去，尤其他批评我不愿做平凡工作是个人主义表现，我更无法接受。
由于情绪沮丧，再加身体有病，我每天在工作台旁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常常泪眼模糊、心不在焉，看不清电表的刻度，只好马虎从事。后来实在坚持不住干脆不验，过一下手就推过一边交差，终于被捡验工查出不合格批次，责令返工，出了质量事故。工长田贵勒令停职检查，我在工段办公室闭门思过三天，一个字也没有写出。那时候让我认识错误太难了，我认为是现实作弄我，是部里厂里对我的工作分配不公。
正是：
青春烈火渺茫梦，现实如冰不相容；
突遭反右无情棒，毁灭理想与前程。
三检查惹祸
父亲来看我，他亲自找到车间主任李林，恳请领导对我加强教育，多加帮助。李主任是个老实厚道的好干部，平易近人，他指出我入厂后一直不安心工作，不能以厂为家，有住店思想，想考大学远走高飞，这很不切实际。又恳切地说：“要树立以厂为家观念，不能把工厂当成店房，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一定干不好工作。”还指出现在是见习期，不会很长久，见习期满定会另行安排工作。”
那次谈话后，考虑到我的身体不适宜普验组的活，李主任指示田贵把我调到并线组。“并线”是把一米多长的丝包铜线一把把盘成圈，以便于后面工序操作和运输，这活儿是站着干，身体有较大的活动余地，我的腰困病渐渐减轻，慢慢能适应这种工作了。我觉得李主任的话中肯在理，开始反思，对前一段的错误思想有了初步认识。为了表明自己的思想转变，挽回过去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主动写出一份公开检查，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车间大门口，却没想到就是这份检查后来成为一大罪状把我送进牢狱。
在检查中我针对李主任的谈话认识到“自己有住店思想，把工厂当成了店房；一度不安心工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又发挥一句：有时就钟也不撞了。更可悲的是，当时我刚看过日本电影《暗无天日》，联想起一位初中同学在一篇作文中写到当他“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感觉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暗淡无光”，那篇作文也曾被杨老师作为范文当堂宣读，联系我在普验组那段时间的思想真是感同身受，于是写道：“我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感到周围一切事物都暗淡无光，，好像生活在‘暗无天日’之中”。大字报贴出不久，就有个女工贴出一张“质问田生玉”的大字报：“你为什么要说‘暗无天日’？”
为什么？我只能说：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有“文字狱”，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作了一次文字游戏！
正是：
孺子不知世事艰，游戏文字若等闲；
不意陷入文字狱，悔之恨晚苦无边。
四升学梦灭
俄校毕业前我和朴意就曾提出过报考大学的要求，校方不批准，那时我并不知道国家政策不允许中专毕业生再升学。到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