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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务劳动中我又开了个出格的玩笑,有个星期天小组抽调党团员和部分积极分子帮基建科赶任务,我没有去,第二天上班我问组长黎明:“昨天去的人基建科给不给挣工资?”
他说:“还给甚,都是义务劳动。”
我一时心血来潮冒出一句:“不挣工资就给它罢工。”
他当时就严肃地说:“这是什么话,怎么能给党罢工呢。”
当年的宪法只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出版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自由是没有的,但我的话只针对基建科,并未说给党罢工,而且仅指公休日,不是日常生产;况且当时只有我和黎明两个人,并没有在公众场合大肆宣扬。我不知道,那个时代基建科就能代表党,任何一个单位都代表党,每个党员也代表党。“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宾,莫非党臣”,我就难逃“反党”的罪责。
正是:
神州骤起共产风,芸芸百姓不聊生;
口无遮拦招奇祸,累累冤情向谁伸。
九遇文字狱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演说,随后就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与他在革命战争期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感到形势大好,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即将到来。可时隔不到半年,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场如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席卷全国,五十多万(一说七十万)知识分子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这还不算,接着又发起“反坏”运动,他说:“对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反右”后期的“反坏”运动就是依照他的上述指示开展的。他所说的那些违法犯罪行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惩治,但别的国家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他是抛开法律大搞群众运动,全凭“四大自由”办事。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只相信群众,不相信法律。
一九五八年七月化工厂召开了“反坏动员大会“,面对主席台上方的六字大横幅我深有感触,心想:又将有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遭受灭顶之灾,但不知轮到哪些人头上。绝没想到倒霉的也有自己,更想不到化工厂处理的二十多个年轻人竟无一个属于盗窃犯、诈骗犯、流氓集团,更没有杀人放火犯,顶多是些强加以莫须有罪名的思想犯(连政治犯的资格都不够)。
大字报的海洋又迅速淹没了整个工厂,人们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每个人都想把别人拖下水而自己捞一根救命稻草。电雷管工段的大字报渐渐把矛头对准了我,首先发难的就是窦斌。他的第一发炮弹是一张题为《大流氓田生玉》的大字报,把我和马丽逛平定的事正式曝光,说什么“一男一女不走大路专走小路,白天不走专等天黑可见不谋好事”。我初出校门自命清高,一身清白那容如此凌辱,于是怒不可遏奋起反击,写出《流氓帽子岂容乱戴》,针锋相对指出:“流氓眼中皆流氓,那些大叫大嚷别人是流氓的人正是十足的流氓。”
窦斌那肯善罢甘休,自恃出身好联络他人以所谓“反动言论”为得力武器,大字报一张接一张抛出,一张比一张上纲上线。我也不甘示弱,他揭发我说过“命运掌握在人事科手里”、“世界上只有父亲最亲”,我就端出他说过“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吃饱喝足有福的,不吃不喝讨吃的”。他提出“你说团小组长管不着青年,挑拨团群关系”,我写道“你和右派分子许XX的老婆(给女子和我们在同一小组)打得火热,立场何在”。我俩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凡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言论都拿来当作反动言论——一发发炮弹向对方射出。因为一度曾是朋友,接触多交谈多相互掌握的材料也就多,俗语说“言多语失”,谁也不能保证句句话都符合毛泽东思想。那知他根本不在乎,他出身好,属于无产阶级阵营,同样一句话出自我口就是反动言论,他说出来就没事,顶多是“好人说了错话”。按毛的阶级观点,他即使说了坏话、做了坏事,那是好人犯错误;而对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就“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窦斌被我的唇枪舌剑惹的恼羞成怒说我对抗运动拒不认罪,我就质问他:“大鸣大放是群众运动,许你鸣就许我放,难道言者有罪吗?”
毛主席有句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原意是说言者是无罪的。
最后在有关领导授意下他们集中火力抛出一张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田生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了。
几天后即让我在小组会上检查,我谈到初入厂时不安心工作,造成质量事故,不外乎重复那次公开检查的内容;接着把和马丽(她已调离并线组)游平定城的经过以及大字报提到的一些问题作了一番解释。黎明说我的检查极不深刻,要求大家揭发批判,帮我认识错误,于是出现了下面争先恐后的发言:“你说‘暗无天日’就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
“你为什么要煽动工人罢工?”
“你为什么说党的大鸣大放政策是言者有罪?”
“你说‘党组长领导不了行政组长’就是挑拨党政关系;你还说‘团组长领导不了青年’,蓄意挑拨团群关系。”
五十多岁的吴师傅也不甘落后:“那天我通知开质量会你为什么发笑,你对搞好质量有什么意见,分明是蓄意破坏生产。”
“你说矿石收音机也能收到台湾广播,你为什么要收听敌台广播?”
那时收听台美广播如一发重型炮弹,砸在谁身上都够受,还会有特务嫌疑。
职工大学取消了我的学籍,马丽也收回她的爱心,宣布与我断交。是啊,在那样严酷的政治形势下,谁敢宣称不和“敌人”划清界线,连彭德怀的老婆浦安修都没能扛住,屈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宣布和彭总脱离了夫妻关系,至今得不到亲朋小辈的谅解,可悲可叹!
我们的宿舍楼代号是501,二楼阅览室正对楼梯口。那晚我正在读报,有个女工把我叫出去,马丽手捧信件、照片和所有我与涅丽娅送她的纪念品说:“这些东西还给你,以后请你别再来找我。”
她眼里噙着泪水,表情显得很无奈。她选择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表示与我断交,分明是向大众公开表明她和我划清了界线,真是绝顶聪明的策略。而我当时并不理解,认为她太无情,一气之下把那些东西当众撕得粉碎并付之一炬。
事态的发展使我隐隐感到事情有些严重,看来真要在我身上开刀了。然而回首过去我问心无愧,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党把一个放牛娃培养成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花了不少资本和心血,我对党是有感情的。虽然在我身上有许多小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入厂后一段时间不安心工作,还有悲观厌世心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决不会反党。
我认真写了一份《向党交心书》连同学生时代的五个日记本交给党支部,希望党能了解我、拯救我,不要把我抛弃。那时电雷管工段已脱离一车间,划归了三车间,支部副书记、工段长田贵找我谈话。他说:“你能向党交心,这很好嘛,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能改正就是好同志;党的政策一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再深刻写一份检查就一定能得到宽大处理。”
他的话如同给我吃了颗定心丸,使我几天来忐忑不安的心踏实了许多。既然田书记说宽大处理,就不会像韦忍那样定为右派分子遭到无情打击,一定会给我痛改前非努力工作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一定能像“青春激涛”里的主人公苏起那样重新振作起来奔向远大前程。
谁知我竟中了缓兵之计!
公元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下午下班铃响过后工人们陆续走出工房,我还俯身在绞丝机上继续工作。这几天我多加点班就能完成生产定额,今天的任务还差十几件了,我要完成任务再下班。
今天是中秋节。去年中秋校友聚会,大家评点世事、畅谈友情,一年的风云变幻每个人的处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怀戒心,再没有人提聚会的事了。我已买好月饼,今晚准备独自去烈士陵园度过。三天后就是国庆节,我想去太原看望陈英。自从毕业分别已经两年没见面了,本来今年元旦就想去看她,父亲却叫我回石市,我知道继母去世后他感到很孤独,没有拒绝。他还特意把大姐接出来,算是一家四口再次团圆,欢欢喜喜包饺子过新年。我打开自制的收音机,等待零点报时,朱德委员长敲响新年钟声;接着是郭末若的新年贺词《春姑娘来了》,诗情豪迈、意趣横生,句句荡人心扉。
大姐因怀念二姐心中烦闷,叫我把收音机关掉,我就上二楼向最崇拜的王老师拜年。他已被定为“右派分子”,强掩内心的悲愁苦笑着接待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知道他内心很苦,不便直言刺痛他的伤处,师生对坐默默无言。他说当晚要乘车回天津老家一趟,我便趁机告辞。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不久他被投入监牢,随后我也身陷囹圄。
耳边传来黎明柔和的声音:“田生玉,别干啦,咱们开会去吧—全厂职工大会。”
猛抬头见韩祥也站在身后,胖墩墩的圆脸上一张大嘴微微呲开,弥勒佛似的堆满笑容,令人难解其意。
我说:“今天没通知开会嘛。”
黎明说:“车间大喇叭通知了,可能你没听见(实际是秘密通知的)。”
我问开什么会,他说不清楚,到那里就知道了。
对两位组长的恭请我觉得有点蹊跷,莫非就要大祸临头了?但转念一想,田书记分明说不要有顾虑,党会宽恕嘛,于是紧张的神经又松弛下来。
两个组长一左一右裹挟我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