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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早已把那斤留作纪念的月饼拿出来吃掉，可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快饿疯了，我就写信给陈英想向她讨点粮票，结果被管教股查出，又遭郑队长一顿训斥，说我不满国家的粮食政策。其实陈英也不会有多余粮票给我。
这年秋天父亲专程来看我，带来一些食品，有花十几元一斤高价买来的月饼。我羞愧万分，堂堂男儿不能在身边照顾老父，反劳他老人家千里迢迢前来探望，实在是忤逆不孝！当着管教干部不敢说肚子饿，送到村口才向他哭诉：“爹，我恐怕不能活着出去了，就此永别，你老人家多加保重吧。”
他说：“你别胡思乱想，总有一天会出去的。听说劳动教养时间最长三年，你要做好长期打算，坚持下去，迟早会获得自由。”
是的，坚持下去，像木偶似的坚持下去。我的确成了木偶，像泥胎木雕，脑子再无灵感，心也已死去，只剩一副躯壳了。唯一证明还是活人的标志就是尚能机械地干活，并且很知道肚子饿这件事。
春节期间劳教队破例放假三天，以示仁至义尽。初一早晨吃饺子，每人一斤面一斤馅，自包自煮；我为了多吃把面揪成面片，连馅煮了满满一洗脸盆，狼吞虎咽吃了个净光。组长乔柱吃惊地说：“难怪他嚷吃不饱，肚子真够大的。”
别的队友大多是本地人，家属常来探望送吃送喝；我无亲无故，常常两腹空空，怎能不当大肚汉。
队友王善原在山东铝厂工作，调来阳泉化工厂工作不称心，待遇也比原来低，他一直带头闹事，领头去二机部上访，赶上这次运动被打成无理取闹坏分子送来劳教。他是双职工家庭，老婆每周都来探望。有一次他把我叫进寝室给了我半块窝头，我嚐到甜头，过几天又去向他要，却不灵了，不但遭到拒绝，还被骂作“讨吃鬼”。
我的确是讨吃鬼，我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讨吃鬼！
初二上午几个队友一合计，趁年节期间警卫戒备松懈偷偷溜出村，去临近的百泉饭店“下馆子”。可没粮票不卖给饭，我哪来的粮票，只吃了一盘炒白菜就匆匆往回返，刚到村口就被赶来的警卫战士截住。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我等着挨整，中午饭怕是又卖了。
开饭了，我排着队心里七上八下唯恐人家不给吃。今天是赵科长亲自掌勺，他原是化工厂的保卫科长，听说也是因为大跃进与钢铁扛膀子被清出厂调到这里。轮到我了，我低着头战战兢兢伸出碗，赵科长一边给我盛饭一边诙谐地说：“来，田生玉今天跑了一趟百泉，功劳不小，多奖励你一勺汤。”
大家都被逗乐了，我也第一次发出开心的笑声。春节期间宽大为怀，不施惩罚，体现党的仁至义尽政策。我沾了春节的光，也沾了赵科长的光。
真是：
心自清高运自休，身陷浊水不同流；
难奈饥肠辘辘苦，一任尊严脚下留。
四笔名风波
有一天管教股突然把我叫去，我以为又有什么不测之祸。屋里除郑队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干部。
“这是公安局的王科长，”郑队长说，“他问你啥你回答啥，要老老实实说才是认罪表现。”
王科长态度很和蔼，他先问了我的姓名，我回答后又问：“你还有什么名字？”
我说小名曾叫生芝，上学后改为现在的名字一直没变。他突然又问：“那么兴中又是谁？”
我明白了，原来是我上交的日记本里的某些文字让他们产生怀疑，便解释说：“那是我在学校和朋友通信用的化名，因他叫安华，安定中华之意，我就取名兴中，振兴中华。”
又问安华的情况包括住址，我都一一回答；又问陈英是谁，我说是安华的姐姐。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说也是一般朋友。
“那產寳又是谁？”
王科长不愧是老公安，很善于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冲垮对方的心理防线；他一边问一边观颜察色，看我的面部表情。我毫不惊慌，心平气和地回答：“我爱好文学，產寳是我取的笔名，它里面包含我的原名生玉，词义也相近。”
“你发表过作品？”
我摇摇头表示没有。
“你还有过哪些名字？”
“我喜欢音乐，就叫‘匆忙’；爱好长跑，就叫‘坚实’；在沈阳俄校曾起名‘严寒。’”我干脆把一连串儿戏似的假名一股脑儿都倒出来。
“‘严寒’是什么意思？”
“东北冷呗，又是数九寒天，再说俄语的故乡又在大北方。”
这次我说的可不完全是实话，当时由于思念陈英内心常感到孤独、凄凉就起名叫“严寒”，抒发当时的心情；曾写在作业本皮上引起苏联女教师的疑问，批道“POTOMYSTO（为什么）？”
又问：“你和马丽是什么关系？”
我说是同车间工友。
“你俩在平定南天门她对你说过什么话？”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王科长提示：“她说过哪些有关鸟儿的话？”我草恍然大悟，把她关于鸟儿自由飞翔的话重述一遍，王科长不再问了。我觉察到，大约马丽也出了点什么事，正接受审查。但那样一句话有什么问题呢？
审问结束时，王科长说：“看来你爱好多名字也多，你现在通信用什么名字？”
我说就用本名，除“兴中”外别的名字都未用于通信，只作为书籍和笔记的分类标记。
“好，你回去吧。不要有顾虑，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释放，实现你的作家梦。”
不知他是鼓励还是嘲讽，我只有苦笑而已。
真是：
惜青春反把青春误，喜文学笔名遭忌猜。说什么人生道路由人选，却为何心比天高，命似黄连；恰逢着荒唐世界，疯癫人间。到头来，只落得一身污秽，难证清白。
14。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 （二）
五真性不移
劳教队成立一周年正值新中国十年大庆，中央发出对战犯的特赦令，劳教队作了传达。厂长耿翼讲话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只要认罪伏法、改恶从善，就一定会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早日释放，获得自由。”会后我彻夜难眠。我想，罪大恶极的战犯都能赦免其罪获释，我即使有罪与那些战犯相比有天壤之别，也许离释放的日子不远了。既然释放的首要前提是“认罪伏法”，也就是说首先必须认罪；但什么是罪，什么叫错，在我头脑中模糊不清，难以分辩。也许错就是罪，那么我的确有罪。
毛泽东说过：除了死人不犯错误，娘肚里的胎儿都会犯错误。我既有感于党的政策宽大为怀，内心深受感动，便决定写一份“悔过书”，把我记忆中那怕一丁点错误，比如建屏“骂街”、偷拿丁老师几毛钱一类事和盘托出交给队部，当然也包括化工厂的质量事故。郑队长看后把我作为“认罪伏法”的典型在全中队宣布，并作了如下讲演、话：“通过国庆特赦令的宣传教育田生玉对党的政策有了深刻认识，他把自己大大小小的罪过全部向组织作了交代，这就是认罪伏法的表现，你们都要像他那样真正做到认罪伏法。最近一段时间他劳动表现也不错，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解除劳教。他的悔罪表现充分证明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
然而获释还是遥遥无期，满心希望仍是泡影。
劳教队经多次搬迁，最后在陈家沟定点建厂，编为三个中队：一中队接收了一个村办煤窑，负责采煤，二中队搞基建，三中队机动，像在平坦垴那样搞劳务输出。我编在三中队，杂七杂八什么活都干：硫磺坑里抬“珙”（含硫的矿石），小煤窑井下担煤，直到开山破石修铁路……
最初我被分在支援组，给一个村办硫磺窑抬“珙”。硫磺坑道低矮无法站立，只能猫着腰抬八十公斤一大筐“珙”拐弯抹角朝井口走，真是苦不堪言；更遭的是坑下没有放干粮处，常常被人偷去，一旦丢了干粮就得忍饥挨饿。有一天我的干粮又被人偷去，实在饿的不能干只有装病，和我的同杠一起被坑长关进一个废弃的掌子面，那里已作为临时厕所，臭气熏天，我俩在里面呆了半天。
所幸这时不再有警卫押送，往返二十多里只由组长带队，相对自由点，我们可以顺路挖点野菜煮着吃，山玉谷、茴茴菜、麻丝菜，凡可吃的野菜一律挖来吃。也曾偷过饲养场的豆饼聊以充饥，我觉得豆饼还真耐饥，难怪人家拿它喂牲口，牲口吃了有后劲，虽然吃了会拉肚子，但总比有人吃盐疙瘩搞得全身浮肿强。供销社不收粮票的吃食只有甜面酱和古巴糖、伊拉克蜜枣，没粮票只有钱就只能买这几样，而我一样也没有。
遇到秋收季节还可以到附近地里拣农民遗漏的玉米棒子，在取暖炉子上烧着吃。
长期恶劣的生活环境，单调无聊的精神生活，尤其是难耐的饥饿使一些人经不起严峻考验，失去了本性。有的“右派”一改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变得粗野、蛮不讲理，如前面提到的白林。还有人竟与小偷同流合污，我们组长就曾向供销社柜台下的饼干伸手被人家逮着。不过住了劳教的“犯人”和外面的“好人”不一样，“好人”十分爱面子，唯恐做了丢人败兴的是被人嚼舌；“犯人”的逻辑则是“已然如此，更有何惧”，因此有人的心理就像现代一些年轻人，脸皮很厚，以“吃喝嫖赌抽，坑骗拐卖偷”为荣，觉得那才是本事。
我没那胆量，我除了拣过玉米棒，“偷”过豆饼，别的东西从不敢伸手。刚搬到陈家沟那天，院子里散乱地堆放着劳教人员的鞋帽衣物，那些东西本来由队部统一保管，可能是卸车时被他们当作废物扔掉了。我分明认出自己那双八**九成新的皮鞋，却不敢擅自取回，第二天再去找已被别人拿走，排长王建不解地说：“你这么胆小怕事，怎么也会犯错误！”
我从未拿过别人的东西，我自己的干粮衣物却常常被人偷去。尽我管时刻规规距距、谨小慎微，唯恐出错，仍然招来一场不测之祸。不知谁向耿厂长告密，说我偷了农业社的玉米棒子，耿厂长心血来潮决定亲自出马侦破此案。
这天刚开早饭，我端着大碗等待第二轮加饭，耿翼突然走来，瞪着眼大声喝道：“田生玉，过来！”
我迟疑着，唯恐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