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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二爷一家已吃过晚饭还不见娘回来，姐姐们央求叔叔去接，原来她晕倒在山坳里。
抗日政府在当地实行的赋税政策叫做“合理负担”，为了打击地主扶持贫苦农民偏重征收土地税。虽然几经减租我家每年只收四五百斤租子，但那四五十亩土地的所有权还属于我们，“合理负担”就要由我家出。可是一家五口饭都没得吃，拿什么去交？公事公办，区公所催的紧，几次强逼娘交，扬言再不交就关禁闭。
为免于关禁闭，娘每次去区公所都带着大哥，想以小孩子作掩护逃过一劫。可这次不灵了，区公所换了个戴眼镜的年轻干部，娘再三苦求宽限那人毫不动心，怒目横眉喝令把她推入一眼暗窑。起先他们把大哥隔在院子里，经不住他一直哭闹，眼镜就连他一块关了禁闭，落了锁扬长而去。窑内一片漆黑，唯一能透光的小窗还用破衣服塞住，大哥扑到娘怀里，母子俩抱头痛哭。中午有个沾亲妇女来叫大哥吃饭，他宁可饿肚子也不离开娘，那妇人回去端来一碗面，娘一口不吃，全让儿子吃了。
太阳快落山时眼镜又来审问，娘答应再向舅舅求借才被放出。
从早晨喝了两碗菜汤整整一天滴水未进，她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柱着棍子回家，饿得眼黑腿软还有十几里山路要走。走到一个名叫“岩豁”的山口，娘瘫坐在山石上再无力站起，对大哥说：“我走不回去了，你拿着棍子独自回去吧，让我死在这里。家里只有三升米了，吃完也得饿死，你回去和姐姐们吃完那些米如有人收留各自逃生去吧。”
大哥哭着喊着：“娘你不能死，你一定要回去，二小还在家等着你呢。”
儿子的悲啼令她心如刀绞。是啊，家里还有五岁的小儿子等她回去，他是娘的心肝宝贝，虽然长得又瘦又小，却十分逗人喜欢。他还太小，不能没有娘。娘又一次坚强地站起来，母子俩相互搀扶着、依偎着在夜色苍茫中向陈家垣走去……
母亲先后给两个姐姐找了婆家。一九四三年十六岁的大姐嫁到小常家会村梁家，三年后二姐嫁给侯家庄赵珍元。两个姐姐命运不同，梁家算是殷实户，不愁吃不愁穿，公婆丈夫人性好。姐夫梁富全（当兵后改名梁子民）未曾开口脸先红，腼腆的像个大闺女。不料结婚刚三年就扩军走了，当了“胜利军”，一走再无音讯。二姐天性懦弱，偏遇个刻薄婆婆，一味摆婆婆架子，把体弱多病的媳妇当全劳力使唤，纺花织布挑水烧饭碾米磨面什么活都让她干。她身单力薄软弱怕事忍气吞声，受了气只会哭不敢反抗。丈夫年幼不知体贴，她就像佣人般每日不停地劳作，疲累加忧伤造下一身疾病，面无血色。虽然婚姻法颁布后主动与赵离婚，嫁到大常家会张家，却只活了二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
为生活所逼，母亲把八岁的大哥送去给人家放牛。先是他去大姐家，大姐劝他去贾家坪给东湾叔叔们放牛，想望自家叔叔比别人爱惜照护。不想竟没人收留，因他人小干不了重活光吃闲饭得不偿失。他跟着村人上山打回柴给谁家谁家不要，放到门口又被推开，无奈只得返回陈家垣，母亲把他送到玛瑙村。
八岁的孩子初次离家不习惯，想念娘亲，不断往家跑，跑回来娘骂一顿再送走。有一天傍晚我正和二姐下河抬水，他又跑回来。知道我们去抬水没敢进门就去接我，小小的心以为这样可以讨娘高兴免受惩罚。不料早被娘看见，心头无名火起急急追赶下去，在井坡上迎住。他刚从我肩上接过扁担被娘劈手夺下，顺势照屁股就打，边打边哭诉：“叫你去逃个活命，你三日两早往家跑，难道想饿死不成？”
大哥求饶乞诉把我吓哭，二姐见此情景想到自己的处境也伤心落泪，母子四人哭作一团。眼泪渗入泼洒的水中顺坡流下，娘再无力打他。回到家仍把哥哥关在门外不让进屋睡，他在窗前哭叫，娘在屋内泣诉：“人家总比咱家强，稀粥也能喝饱。你说，往后还跑不跑，你要保证再不往回跑就叫你进来。”
“娘，我再不跑了，打死我也不回来了，你让我进去吧，我怕……”
次日天明母亲又送他上了路，后来再没有往回跑，从此我很少见着大哥。
第二年他转到侯家庄给老姑家放牛，老姑家姓王，从潭村躲难来到这里。表舅们同样把他当大人用，经常让她一个人往潭村送粮。他背着四五十斤粮再挑一扇耢，顺沟往出走，沿路不见人，不敢放下歇，歇下就背不起来了。二十里山路须当天返回，天黑了还一个人走在山沟里；寂静的山野不时传来几声狼嚎，山高沟深无人接应，心紧缩着，只能硬着头皮快走，不敢回头看，唯恐后边跟着狼，怕得要命。
几年后见他长大了，汉英叔去陈家垣把他带回贾家坪，还把他在老姑家几年挣的工粮也全部驮走。
正是：
手足亲情记心间，母子相依命由天；
不怨娘亲心狠毒，千斤重担压双肩。
三逃难拾遗
一九四二年二月县城二次沦陷，鬼子占领了县中学，在城附近村庄搞维持。凡不维持他们的就遭殃，潭村巩三纲带着游击队上山和鬼子周旋，坚决不维持，鬼子在中学大门口枪杀了他弟弟巩五常；后来汉奸王效文带头维持，当上维持会长，不少村庄先后成立了维持会。接着县维持会也成立了，会长是常三货。由于抗日军民坚决抵抗，日寇恼羞成怒实行三光政策。八路军和日本人展开拉锯战，白天敌人驱赶民众修汽路，夜间八路军再组织民兵扒毁。
大批难民成群结队拥向山区，小小的陈家垣一下子热闹起来，但凡沾点亲带点故的都跑来避难，把个独家庄挤的水泄不通。晚上土窑里炕上地下堆满儿童妇女，我被挤得翻不过身，连哭带骂直发脾气。
第二年敌人进驻杜余沟，把文峰塔当做炮台，到处抓壮丁成立警备队，东湾张明文被抓走。他后来虽然跑出去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期间仍因历史问题被遣送回村，直到抑郁而死才获得平反。
不久日寇修通了左权到榆社的汽路，他们不敢走山沟，怕八路军伏击，从黑神山顺山梁修过来，再从山泉峪过河到县城。大姐回娘家要走一段敌人的汽路，每次返回时一家人提心吊胆唯恐她碰上敌人。母亲拉着我上到窑垴的山顶，一直望着相隔十多里远的对面山头，直到大姐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山雾中。
八路军组织民众和敌人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民兵经常把敌人的汽路破坏，还到处埋地雷。有一次他们把地雷埋在柳沟到陈家垣的路上，正巧二郎庙的姥姥来看我们，她不知道埋着地雷，但却走迷了路，从山上岔到柳沟，然后顺沟来到我家，躲过了一场灾难。过后提起这事，她笑着说：“我命大不该死，你说怎么就迷了路呢。”她真的命大，活了九十多岁。
在通往侯家庄的山头埋了一根高高的树杆，人们管它叫“消息树”，由民兵轮流看守，一有敌情就推倒报信，村里的人看见杆子倒了就赶快往山沟里钻。有天晚上人们还没来得及吃饭，“消息树”突然倒了。敌人来了！小山村炸开了锅，人们不顾一切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出村往山沟跑。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提着包袱，哥哥扛一条破棉被，母子三人夹在人群中走进一个山坳。天完全黑了，山坳里根本没有路，母子们跌跌撞撞往上爬。突然扑通一声哥哥跌倒了，母亲弯腰四处摸索，只听见闷声闷气的哭声却摸不着人，慌得她撇下包袱蹲身细找，终于抓住两只脚，原来他头朝下栽进水涮圪洞里了。娘把他倒提上来，幸好棉被垫底没有碰伤。
在山沟沟掌，山崖下有个土窑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个人爬进去，是民兵专门挖下的避难所；里面却很大，可坐几十个人，只是不能站立。我们进去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人们都不敢说话，屏声敛气唯恐敌人听见。那些不懂事的吃奶娃娃只要大人说声“敌人来了”，就再不敢啼哭，整个山野被可怕的寂静统治着。开始我还颇有兴致地说：“我们又有新家了！”不久灾难降临，大蚂蚁在小腿上趁势逞凶，我又想大发雷霆，在大人的威吓下也只得忍气吞声。
次日拂晓大叔探信回来说敌人退走了，人们才陆续回村。到家一看，锅碗瓢盆扔得满地都是，半熟的糠窝窝抛洒在地上，仅有的两只鸡被抓走。娘急得眼发直手发抖，半天说不出话。好大一阵才大叫一声：“天哪，这可怎么活呀！”
过了几天，来了一个班的游击队，有七八个人，他们上树扒了个喜鹊窝当柴烧，熬汤拌炒面吃，我沾了光，吃了一小碗炒面。
抗日军民就这样和敌人你来我往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
正是：
国贫政乱遭侵侮，百姓奔突如蹈火；
幸得八路拼死战，迎来华夏新共和。
四土改逼嫁
自从父亲出走，母亲一人挑起全家五口的生活重担，满腹忧愤心中藏，流过无数辛酸泪，吃过无穷非人苦。两个姐姐出嫁，哥哥去给人放牛，家里只留下母子俩，他肩上的担子轻松了许多；只盼着两个儿子快快长大，她好卸却重担享清福。那知晴天霹雳平地起，又把她推入无边苦海中。
一九四四年三月八路军二次收复榆社城，宣告全县解放，次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广大贫苦农民一旦发动起来，知道有人给他们撑腰，便爆发出洪水猛兽般势不可当的力量。在老解放区由于政策贯彻不力出现了很大偏差，搞乱了阶级阵线，把中农当地主斗，发生不少打死人的事。有些干部水平低错误理解党的政策，把“把封建主义斩草除根”解释为把封建地主斩草除根，造成有的村不仅把老地主打死，把他的儿子也打死。人们认为只有把地主老财斩尽杀绝才叫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连家庄游金鳌和儿子早死，他的儿媳和十二岁的孙子被廉村叫去斗争，全被打死。板坡周文谟毕业于山西大学，国民党员，拖到深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