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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是平坦堖人，已请准假要顺便回趟家。
汽车消失在尘雾中，红席在车尾投来同情的目光。我跟着老王拖着该死的右脚艰难地走着，那只脚在身后的土路上划出一条长长的辙痕，永远深深地刻在我心中。直走到皓月当空，夜深人静才回到陈家沟。看来这“改恶从善”我是无法做到了，如果说我本来无恶可改，那么经过两年多的劳动教养，照邹瑜的话说，我是越改越恶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实在不甚了了。
听了邹的汇报，新任刘队长也点了我的名：“田生玉也够呛（平定语，意为过分，贬义），听说在山上表现很遭，还有言论，你要注意啦，否则对自己改造不利。”
我还有释放的希望吗？
正是：
人间善恶何以分，怯怯我心自朦胧；
不意秋收遭报复，获释希望一场空。
七获释慨叹
刘队长名瑾，是个转业军人，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他苗条身材，白净面皮，穿一身退色军装，精神抖擞、潇洒大方，显得十分干练；说话也干净利落、色厉内荏、和蔼可亲。因他心肠好，对劳教人员关怀备至，深得大家感戴。晚上查房，发现有人把被子踢掉，他会重新给他盖好，完全保持了部队爱兵如子的作风。大家都说，这才是好干部，这才叫仁至义尽！
一九六一年春节，劳教队仍放假三天改善生活。初二早晨吃荤汤油羔，我用一胶布粘贴的破砂锅打饭，双手捧着油辣辣香喷喷的大半锅荤菜汤往宿舍走。突然砂锅又漏了，油汤一滴滴洒在路上，越来越快。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眼见一顿美餐将顷刻化为乌有，心急如焚，忙跑到队部求救。
“刘队长，我的砂锅漏了。”
“嗨，你怎么搞的，不小心点。真是，多可惜，快，倒进我的饭盒。”说着立即拿来他的饭盒给我救急。
当举国上下挣扎在饥饿线上，十七级的科长跪在垃圾堆上拣白菜叶的非常时期，济人一餐犹若救人一命；刘队长的恩赐虽只是个小小的饭盒，我则视为大恩大德，永远铭记在心。这位刘队长后来升任阳泉交警大队队长，后来我在街上曾偶然相遇，虽无缘交语，但景仰之心仍油然而生。他和邹瑜同属一个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得力工具，人性却有那么大的差异，岂不令那些不准提人性、宣扬阶级性决定一切论者自打嘴巴？
又到秋风送爽的季节，转眼国庆节来临，我的劳教生涯将满三年。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劳教队将要释放一批人。我却无动于衷，认为这样的好事绝不会临到我头上，因为那次狮垴山劳动我出了问题，邹干事当众宣布我没有改造好。
事实证明消息是可靠的。不久劳教队召开大会，耿厂长讲话说：由于党的改造政策的强大威力，许多人经过感化教育和劳动改造，已经做到改恶从善，经上级批准决定释放一批人，给他们摘掉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恢复公民权利。随后由管教股宣布解除劳教的人员名单。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直到七十多人的名单宣读完毕，我都没听见自己的名字。我问旁边的李庆：“没有我吧？”
他说：“有，你没听见？就排在我后面。”并握着我的手，像是在安慰我，又像是安慰自己。我也紧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汇聚成同一句话：总算盼到头了！
但我仍然将信将疑，散会后跑到管教股问：“崔股长，这次解除劳教有没有我？”
矮胖的崔股长坐在办公桌后翻着文件，抬起老鼠眼盯住我看了几秒钟：“你叫田生玉？”
我说是，他连声说：“有，有。正要派人通知你们，回去收拾一下，明天上午来拿户口，结算工资（我在劳教队每月挣二十八元工资，是最低级别）。下午三点准时到阳泉车站集中，到时有人买票送你们上车，返回原籍。”
听他说要我返回原籍，意识到新的磨难正在前方等我，赶忙请求：“给我把户口迁到石家庄吧，我父亲在那里。我只有他一个亲人，回原籍无处落脚。”
他说：“不行，现在全国正在压缩人口，许多干部职工都要上山下乡，你怎么能再回城市。接上级指示，这次解除劳教人员一律回乡支援农业。”
“可是我老家房无一间，物无一件，赤条条一个人回去没法生存，我恳求……”我还在坚持。
“别罗嗦了，”老鼠眼又发火了，”这是党的政策，谁敢违抗！你要放明白，记住我的话——冷静！”
又是一个冷静！
这一夜我又失眠了，思潮起伏，真的冷静地思考了一夜，想了许多许多。想三年前的奇冤，想三年的生死挣扎，更为今后的生活犯愁。我原本没想过能活到今天，但毕竟活下来了，对我这样一个瘦骨嶙峋、未老先衰的萝卜头来说，大难不死就算是奇迹了。然而仅仅有了人身自由，今后的生活仍无着落，等待我的又是怎样的命运，真不堪设想。但不管怎样，又回到人民中间，有资格被呼为同志了，还是值得庆幸。
“同志！”三年前，我每天几遍、几十遍这样称呼遇到的所有熟悉和陌生的人，也同样几遍几十遍被人这样称呼，在人民之间这两个字似乎极普通极平淡。可一旦被排斥出人民的范畴，剥夺了享有这个称呼的权利，你就会感到它有多么亲切，多么深刻，多么珍贵，你又多么强烈地需要它，企盼它。那年中秋，我曾在同学中高谈阔论，谈友情，谈自由，还给“同志”一词下过确切的定义；那时我绝想不到不久我将失去自由，失去被称为同志的权利。三年前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报纸广播里也不断会接触到“敌人”一词，在我看来那是指被打倒的日寇、蒋匪帮和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我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反右”运动初期，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党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应该退位下台时，我起初很迷茫，很气愤。当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我认识到那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阴谋要推翻**党实行复辟，出于对党的热爱，我积极参加对右派分子的声讨辩论。未曾想时隔一年在一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号声中，我也被推到敌人营垒。多么不可思议而又多么可怕！
过去由于母亲和二姐的突然离世，我感到生死之间一纸隔的悲哀；这次的遭遇我又发现，原来“人民”和”敌人”之间也只是一纸之隔；今夜躺在床上你还是同志，不妨半夜有人把窗户纸捅破，天明出去你可能就成了敌人。我佩服陈英那句口头禅：事在人为。世间的事原来全部包罗在“事在人为”中了，今天还是同志，一觉醒来你会发现已被人糊里糊涂推到敌人队伍中。
正是：人妖混淆是非颠，沉冤樊笼命由天；
试看三载恶梦后，无限凄凉接踵来。
15。第十五章 颠沛流离 （一）
第七章颠沛流离
一拜见张鸣
假如我早知道劳教获释人员能留厂，我一定强烈要求留厂当工人，免受独自回乡的难苦，但我当时不知道，错失了良机。我只是一再声明老家东湾没有亲人，唯一的亲人就是家住王景的大姐，让劳教队直接把户口办到王景村。
那天我没有按期去车站集中，有意错过那趟车。我去市里洗了澡，把残存的书籍——我仅剩的一点财产寄放到李桂莲家，然后自己买票直奔石家庄见父亲。李桂莲就是常家会村那个报告父亲来信的女孩，是她父母的独生女，故取个男孩名曰桂忠，出嫁后改名桂莲。丈夫白生地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阳泉市委印刷厂工作，她随丈夫来到阳泉，不久也上了班。五九年反右倾她爱人犯了错误下放回村，她孤身留在厂里，我见她挺着个大肚子不久将要分娩。
父亲已从石市三中调到郊区宋营村，第二个继母去世后他又续娶张氏，她也是汾阳人，但太原有一套住房，和父亲结婚后从未去石家庄住过。
父子相逢感慨万千，说不尽的肺腑言，道不完的心腹话都化作一掬心酸泪。他别无办法，也只能劝我暂时返乡，待形势好转再作打算；并嘱咐我处处安分守己别再生枝节，以免彻底毁掉自己，尤其要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把“个人主义思想”的责难加在我身上，我心里十分抵触，我认为个人主义人人都有，难道那次受处分是因为个人主义，想上大学就是个人主义？毛泽东曾经发出“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被人们一千遍一万遍地念诵，真正斗掉多少私，还不都是些浮燥的口号、表面文章。那些政治斗争的红人高手，那些所谓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多数人只不过是会高喊几句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以掩饰肮脏地内心世界罢了，有的人为了一己的私利会不择手段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我始终认为使我蒙冤受屈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狂热思潮，还有父亲留下的祸根——那个毫无益处的独家庄陈家垣。他若不买那个山庄，土改时那些人就没理由对我家实施清算，我就不会背“地主”出身的臭包袱，即便犯点错误也不至于受到严厉打击。父亲留下的“遗产”使我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想着又隐隐对父亲产生了遗恨，直到离别上车始终没有和他说话。
大哥已调到印染厂，他从食堂买回蒸白薯招待我，当时那是城市职工的主食之一。我和大哥告别后就乘车去太原拜见新继母张鸣。
张的前夫姓费，是个商人，在大北门街有座四合大院，拥有十多间砖瓦房，屋内陈设一应俱全。她自己住正厅，其余全部出租。她一生未曾生育，只有一对养子女，女儿已上班，女婿是市政府秘书长，儿子还在读书。按说她有生活保障无须嫁人，但她过惯了奢靡生活，手头不能太紧。她和父亲结婚时商定父亲每月需给她三十元生活费，至于相夫教子尽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她未必认真考虑过。她把主要精力、全部心血耗费在经营费氏家庭上，这一点和死去的继母李成兰有天壤之别。婚后父亲再三要她到石家庄居住，以便夫妻团聚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都被她以种种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