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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前的大动乱中,受益的是那些心怀叵恻的两面派野心家;他们借政治阶梯踩着革命志士的尸骨青云直上,康生王洪文竟登上党的副主席宝座,江青张春桥则一跃而为政治局常委;他们实际上把持了中央绝大部分权力,为所欲为,疯狂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妨碍他们实现野心的所有革命志士。受害的则是一大批老革命家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都先后被迫害致死;文坛巨匠、《骆驼祥子》和《龙须沟》两部巨著的作者老舍,近代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等都因不堪受辱投湖的投湖、上吊的上吊;山西作家、“山药蛋派”领军人、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赵树理,戏曲界名优新风霞、小白玉霜等都被迫害而死,创下史上艺人无辜陨命之最。北京市的党政领导最惨,除彭真保得性命,副书记刘正、副市长吴晗等都惨遭杀害而死;山西省委书记卫恒羞于受辱跳楼自尽,死后还被冠以“自绝于革命”的耻辱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北京某中学的红卫兵把他们的女教师折磨致死,正直的人们写出文**革中第一份以“是可忍孰不可忍”为标题的传单,风靡全国。没有法治,不讲道德,人格被侮辱,尊严被践踏,生命如草芥,朝而不保夕。成千上万无辜生灵惨遭杀戮,一时间乌云滚滚,社会似乎倒退了几千年,人类又回到蒙昧野蛮时代;人性中残忍、暴虐的一面又一次得到充分发泄。
毛泽东的悲剧还在于他不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把康生江青扶上台,致使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文人志士蒙冤入狱,不少人因此丧命。他说陈伯达“从来就没有和我合作过”,既如此为何让他当中央文**革组长?还有江青,江青何许人也,避开她的丑陋历史不说,她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从不饶人的个性在延安整风时已充分暴露,毛作为相濡以沫的丈夫应该比别人看的更清;他曾说江青“和谁都合不来”、“从来不为别人着想”;何况中央早有规定,中央首长的老婆不担任重要职务,即避免“内宫干政”之意,可是文**革一开始就把她举到第一副组长的高位。直到他们结成“四人帮”,毛才说“江青有野心”,“不要搞四人帮了”,但为时已晚尾大不掉了。在他老人家有生之年始终没能解决“四人帮”问题,我想他也是死不瞑目的。
他的悲剧更在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就几次不听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后处处落井下石迫害军内老干部抬高自己,仅凭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假像就定为自己的接班人,而且还写进宪法和党章,强加于全国人民和亿万党员头上。自古领袖只能在斗争实践中产生,必须得到人民群众拥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也是通过全民公选产生,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某人该当总统写进宪法的先例。此举可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也可称“史无前例”,绝顶荒唐,背离了马列主义,绝非唯物主义,恰恰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结果导致林彪为了抢班夺权竟要谋权害命!要不是他老人家尚存一点明智提前返京,险些酿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皇姑屯惨案。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人帮”最终被毛幸存的战友们粉碎,那场令人人恐惧而又魏国3担忧的大动乱已过去三十多年,历史的车轮又在正确的轨道上奔跑。回顾历史,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还少吗?
正是:
一世英明创业难,千古尧舜美名传;
可叹老来云遮翳,奸雄腾达忠臣难。
二无法无天
一九六六年四月我在阳泉市立医院切除了外痔,后来内痔又犯了,已形成脱肛。我想去北京做手术,顺便去游玩,就私开建议书找领导批。沈矿长签了字,车间蔡主任签字后却犯了疑心,派人到医院查病历,发现并没有让我转院治疗的医嘱,于是把我叫去。
他问;“谁给你开的建议书?”
我说是任大夫。头次给我做手术的大夫的确姓任,他是左权医院去进修的,已经走了。
蔡主任说,按规定非本院主治大夫无权开建议书,他要查看建议书上是哪个医生签的名;签名处已被我抠掉,假称在口代里装着洗衣服不慎搓掉了。
“拿来我看。”我只得递给他,他接过去看都没有看就锁进办公桌说:“你不要去北京了,就在阳泉治疗。”
我急了:“蔡主任,你已经签了字,怎么能出尔反尔。”
他说:“我们跟医院交涉过,这是个普通手术,市立医院完全能做。”
我年轻气盛不达目的不回头:“他们说能做,可效果呢?怎么刚做过就复发了,你不能拿人命当儿戏,签了字又反悔,我一定要去!”
他斩钉截铁地说:“你若私自外出治疗一切费用自负,回来我停你的职。”
我寸步不让:“随你的便,沈矿长都批了,你说了不算。”
我想先去治疗,回来找矿长问题定能解决。因没有转院证北京肯定不接,就去了太原,由刘震介绍住进杏花岭医院。
按官方后来的说法,“**大革命”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式发动,由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擂响战鼓。
我住院期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已初露苗头。山西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已被揪出来,起因是省里排演了一出《三上桃园。》赴京汇演,江青看后说是株“大毒草”,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涂脂抹粉。医院里也贴满大字报,向院长、科长、主任猛烈开火;我的主刀医生郭主任也遭到“炮轰”,我出院后不知他怎么样,后果很难设想。
我出院后形势已急转直下,矿里成立了*化革命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党员组建起“赤卫队”,先是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沈矿长自身难保,那管得了我的事,蔡主任如愿以偿;他不仅不给报销医药费,扣发住院期间的工资,而且当真停了我的职。直到我刀口痊愈卫生所医生开出恢复工作的建议书他仍不准上班,我被长期停职了。
以此为诱因针对我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先是化工厂有人给朴意他们写出大字报,攻击他为我这个“地主分子”(我幸运地又升了一级,由“地主”出身直接变成了“地主分子”)翻案,因六二年“甄别”工作中他曾积极向五人小组反映要求给我平反。接着铝矿的“革命群众”也把矛头对准我,大字报罗列的罪状除把五八年化工厂整理的黑材料全部公诸于世,额外又加了两条:一是装病旷工,二是偷听敌台广播。偷听敌台的事是工人甄昌“揭发”的。起因是我五七年装的那台电子管收音机坏了,我从父亲那儿拿来修,向风机房工人李东借电烙铁,他要我直接到他们的水泵房修理,想跟我学点手艺。因没有万用表,零件坏了无法测量,我鼓捣了大半夜全部重装一遍仍然收不到信号,李给我吃了夜餐并留我过夜。次日天明回宿舍时遇到风机房工人甄昌,他见我抱台收音机问干啥去了,我如实告诉他。他和李东同在风机房上班,他原是五级壮工,李是三级技工当组长领导他,他不服,两人产生矛盾。他想借题发挥,攻击李拉拢我偷听敌台以满足其报复心理。岂知李是转业军人,“响当当”的贫农,对此不屑一顾,我却不堪一击。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鼓声中,各地各单位开始雷厉风行遣送所谓“黑七类”(地富反坏右再加历史反革命和“黑帮”分子)回原籍。汽车站、火车站、街头巷尾到处挤满胸前挂大牌子的“黑七类”,三尺大的牌子上对号入座写着“XX犯XXX”或“XX分子XXX”,均由红卫兵押送。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是文**革中“红卫兵”的一大发明,似可与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媲美,应该让它彪炳史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习以为常,也被那些“红”的发紫的“革命骁将”引为荣耀。
大字报逐步升级,由赤卫队牵头正式甩出“反社会主义分子田生玉限三天滚回原籍”、“强烈要求矿文**革把坏分子田XX遣送回村劳动改造”等大字标语,署名都是“革命群众”。
灾难又一次降临!
那是无“法”无天的年代,只要“革命群众”写出大字报,不须查证落实就可定案;群众就是法官,群众的要求就是判决书,牌子上写的罪名就是定案结论。而农村就是全国唯一最大的监狱,它可以容纳无其数的“反革命”,农村也最适宜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毛主席语录说的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不论是带耻辱牌,还是遣送回村,既然是群众的发明,那一定是最好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村生活水平最低,七亿农民最苦,因此就像封建社会犯了罪要流放到边远地区,让他们忍受荒蛮瘴疠之苦,六十年代的中国犯了错误都要遣送回农村。
而我天真未泯,仍寄希望于伟大的领袖、英明的党。五八年的冤案就由党中央发出甄别指示才得以平反,如今受到第二次迫害,也只有靠党拯救。我相信党,党最讲实事求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我向党中央、省委、市委发出三封求救信申诉冤情,请求党派人调查落实,救我于水火之中。
信如石沉大海,灾难却步步逼进。一天在青岩底宿舍楼前,“赤卫队”长王江手提大纸牌走来说:“田生玉,把这块牌子戴上,除晚上睡觉可摘下整天都要挂着,到食堂吃饭也不许摘!”
我见牌子上写着“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田生玉”,理直气壮问他:“我在化工厂的问题已全部平反,为什么又给我戴这顶帽子,是谁决定的?”
“群众。”王江用简单两个字回答,强行把牌子挂到我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