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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见敌台说什么了,”我反问他,“为什么不即时制止,要等到现在?”
甄昌被问得理屈词穷,脸上露出嘲弄的讪笑,好一阵才张口结舌地说:“听不懂,只听里面哇啦哇啦乱响,准是外国台。”
“听不懂就是外国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有外语广播嘛。”
他做贼心虚,被我驳得下不了台。赵福见状想草草收场,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开会的目的本不为澄清事实,只是为了把你搞“臭”;任何事实都用不着澄清,不过走走过场而已。
“你今天的态度极不老实,”他说,“回去好好想想写出检查。现在散会。”
回到车间办公室,李文煞有介事找来纸笔;我以为真让写检查,面对白纸久久出神,内心烦乱一个字写不出来。过一阵赵福进来把李文叫出去,只听他在走廊里急促地说:“还不快走,再拖就误车啦。”接着李文返回屋说:“别写啦,回去睡吧。”
宿舍里早有人清点好我的物品,门旁竖着两个大牌子。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是预设的骗局,最终目的还是要把我遣送回乡。
我连夜被两个赤卫队员押往火车站。
天上一轮弯月冷漠地俯视着人间,月儿啊,你若有情,可知这:月儿弯弯照九州,有人狞笑有人愁;
有人露出豺狼性,有人低下绵羊头。
21。第二十一章 突遭劫难 (二)
第二十一章突遭劫难(二)
三父子罹难
列车狂吼着在无边的黑暗中奔跑,像草原上的猛兽夜里驮着受伤的羔羊。我又一次失去自由,直挺挺站在车厢过道,整个身子被两块耻辱牌牢牢夹持着;两个赤卫队员严密看守,犹如猎人将射落的翠鸟囚入铁笼,绝无逃生的希望。没有眼泪,只有悲伤。
眼泪和悲伤本是一对双胞胎,但突如其来的深沉的悲伤会使泪道阻塞,窒息了泪水。此刻我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不愿再看这世界,这世界已不属于我,只属于那些疯狂的人们,让它毁灭吧!
此时的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再见不到莉花了,一对鸳鸯将被无情打散,几年来享受爱情、建立家庭的愿望又一次破灭。我将再次孤零零回到农村,没有工资收入(哪怕只有可怜巴巴的四十二块五毛钱),失去生活来源;没有报纸看,终年不洗一次澡,夜晚没有电灯,只能伴着寒窑,伴着孤灯在这鬼魅世界度过残生;更令人生畏的是,没有人相伴,没有人怜悯,只有人们蔑视、嘲弄的眼光和任谁都可以欺侮的现实。我无法解释,为什么灾难总在我即将得到爱的温馨时突然降临,五八年如此,这次又是如此,难道是上帝的惩罚,或许就是所谓命运?
人一生会做许许多多的梦,有时是甜蜜的美梦,但更多的是可怕的恶梦,那些梦到后来多半会被忘却。最容易忘却的往往是美好的梦,恶梦则会顽固地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每每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它们便会走来百般折磨你,使你不堪忍受。这时候即使美梦也会变成刽子手残忍地向你的心脏捅上一刀,此刻莉花的音容笑貌正欲把我的心铰碎。
我像一截削掉枝叶的树桩,直挺挺站在车厢正中。
“这边有个空座,你坐下歇歇吧。”那个年轻的押送公人说,我又被召回到现实世界。但刚一落座就听到一声野兽般的怒吼:“起来,这是人民的列车,哪有你坐的权利!”我只得站起来,让野兽去坐。
太原下车后两个公人接受车上的教训把我的牌子摘下来装入行李卷,因为所有公共汽车都被造反派贴了“人民请上车,黑七类滚蛋”的告示,戴着耻辱牌上不了车。
两个押送公人一老一少,人性——恕我冒昧,那个时代是不许讲人性的,只能讲阶级性,刘少奇在《论**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提到人性,现正受到严厉批判,说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倒还温和善良。他们是执行公务,也一夜未睡,十分困乏,一到旅店倒头便睡。
年轻的那位半开玩笑对我说:“你可别跑啊。”
我说:“放心,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你跑也跑不了,一个电话公安局就把你抓回来。”年长的说,不一会便鼾声雷动。
我双眼紧盯着他枕下那个公文包,那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档案,包括化工厂的和最近网罗的所有黑材料,那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它像幽灵似的时刻缠着我不放,又像太阳下的人影,我走到哪里它紧随到哪里,我的苦难就永无尽头。只有把它消灭我才能得到解脱!人不知鬼不觉把它从枕下抽出,到僻静处付之一炬,完全办得到!那时我将获得彻底解放,永无后患!
机会难得!
我跳将起来。但旋即又颓然跌坐在床上,不忍让这两个无辜的公人代我受过;再说那些红字号英雄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给我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投进监狱。
可是这样回去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又将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苟且偷生。那年解除劳教返乡,在人们眼里还属正常的精减下放,虽然看到我穷愁潦倒,政治上却不受歧视。十二年后在化工厂闹平反遇到难友李庆时他说:“我在村里一点也不‘黑’。”我相信,因他从劳教队返乡后就再没出来工作;假如我平反后不回铝矿上班,一直呆在村里也许能免遭此难,可现在身戴双枷又有幽灵缠身还能在人前抬得起头吗?!
跑吧,趁机逃脱樊笼,跑到天涯海角也许能有一片自由天地。
“你跑不了,一个电话马上把你抓回来。”是的,现在与八年前不同,没有一个角落是干净的自由天地。“左”的幽灵已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毛孔,到处都在遣送“黑七类”,跑到那里也逃不脱它们的魔掌。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
县公安局在北街一所破旧的民房设置了临时“黑七类”收容站,由治安股万明坐阵审理发落。屋里屋外堆满挂牌子的“黑七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干部工人医生教师、教授科学家一应俱全,有的是孤身一人,有的是举家送回。万明一一审查登记然后把他们发配到最穷最偏僻的山村。
我斜靠在土炕边,等久了为消愁解闷点燃一支烟,刚抽几口,万明抬头看见,随即大声命令:“站起来,把烟掐灭!你这个家伙‘狗头狗脑’(当时对被斗人员的流行称谓,还有一句是‘砸烂你的狗头’)还满不在乎,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无声地把烟掐灭。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回来?”
我一一回答。
“家庭什么成分?”
我不愿重复那两个违心的字眼,就说:“档案里写着的。”
万明气炸了:“我不知道档案里有,还要你指教?再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头!”
随后我就一直沉默不语,他只好照抄公文,抄完接着问:“你是哪个村的?”
这次我开口了:“原籍东湾村,六二年迁到侯家庄。”
在我的印像里侯家庄的人宽厚淳朴,上次在那儿住了一年他们对我很好。我不想回东湾,愿去侯家庄。
“那好,你就去侯家庄。记住,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好好劳动改造。”
这天县城正开万人大会,听地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作报告,各村干部群众来了不少人。但不久这个“积极分子”就被打成“黑地委一手培植的黑干将”拉下马,从此销声匿迹了。
万明派人到会场找来侯家庄大队的几个人,有新任书记王锁,还有根金大叔和几个年轻村民。我要求把行李寄放到亲戚家,两个押送公人从城里转游回来又带我上了路,他们要求我把牌子戴上,怕被群众兴师问罪。我不戴,年老的说:“委屈点戴上吧,这一路还不够你便宜。”把耻辱牌强套在我脖子上。
这家亲戚是父亲头房妻游氏的娘家,也就是我的续外婆家,原住县城二郎庙旁,日本人炸毁后姥姥到回北泉沟娘家,舅舅一家解放后跟随女儿女婿去了太原,六二年压缩人口又返回县城临时租房住。
侯家庄的人来到后两个公人交割完公务回矿复命去了。天色已晚,我未及与外婆大妗细述情由便匆匆上路。果不出押送者所料,刚出院门就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喊道:“怎么不给戴上牌子。”
那个时代人人都具有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谁一旦被搞“黑”搞“臭”,任何素不相识的人都可随便加以凌辱、嘲弄。
我又住进赵献江那眼黑土窑,不同的是院里有了邻居——西周村的禹尧一家,属于“六二压”人员,丈夫从公安局精简下来,妻子娘家在县城不愿回周村,于是就来这里落了户;村里还有一家“六二压”,男方名叫王金魁,是平定人,因娶了常家会村李金忠的养女,夫妻双双从阳泉压缩回来。后来王金魁因盗窃队里的粮仓被喂牛工发现顿起杀心,犯下命案被政府正法。
事情竟如此巧合,两次回来时间都在深秋九月,我仍然一无所有、顾影自怜,只比上次多了一只木箱。不断的打击使我几乎与“宿命论”结缘,心想也许我命犯一个“二”字:二次回到东湾,二次进了龚家,二次返回阳泉,现在又二次来到侯家庄,并且二次住进赵献江的黑土窑。那么还能不能二次返回铝矿呢,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反右”那时整人虽很随意,但还须经党委批准,现在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都是群众说了算。那些蓄意制造冤案的赵福之流,既然能任意混淆是非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不择手段迫害我,他们就绝不会轻易认错给我平反。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党就最讲认真”,我坚信**党最讲认真,最讲实事求是,只有党才能给我做出正确的结论,给我平反昭雪。可现在党本身也自顾不暇乱了阵脚,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无一例外都受到冲击无法办公,我寄希望于党的幻想已彻底破灭。
人总是为希望而活着,当一切希望彻底破灭时,死亡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早已死亡。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捱到明年春暖花开,去南方遥远的大海边,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在无知无觉中把这没有尊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