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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第二榜时我正在车间门口，王成看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快看，榜上还有田生玉。”我知道他是有意奚落我，看都没看一眼掉头就走。
入矿不久的三级工都调到四级，我二十多年工龄和他们平级，突出显得一“花”独“羞”。这期间我曾上书党支部，请他们正确掌握“生产骨干”和“工资偏低”的双重原则，章敏们不以为然；我又找矿党委申诉，程书记无关痛痒地说：“我们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走群众路线，群众不评你我们也没办法。”
终榜出来后，我百感交集，情绪极度低落，喝了酒独自在宿舍里淌泪，盯着华国锋主席的标准像，嘴里叨念：“华主席呀华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离世了，你来为我作主吧！”
我哪里知道，华主席正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的一整套政策，坚持两个“凡是”不动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真是：
两个凡是老主张，调资偏重班组长；
若非三中全会好，抬头做人永无望。
三最后一搏
我要斗争，要反抗，这次豁出去了，我是孤注一掷！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号令全国开展清查“四人帮”运动，重点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车间有位女副书记牛合被人揭发和“四人帮”在省市的“代理人”有牵连，还有人说她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别人都泣不成声她却暗自发笑，再就是“四五”运动（清明节人民群众在XX门广场自发贴大字报朗诵诗词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集会，后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活动，矛头直指邓小平，掀起一场“反击右顷翻案风”的狂潮，使他们“打倒邓小平”的阴谋最终得逞）中她曾在车间板报上粘贴简报，说什么“右倾翻案风”的“风口”在国务院，“风源”是邓小平，矛头直指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四人帮”的阴谋最终得逞，在他们的淫威下，毛主席拍了板，邓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过毛主席还是手下留情，没有答应他们开除邓党籍的要求，为他以后复出扭转乾坤留下伏笔。实际上毛对邓是既爱又恨，爱他的才干，很他不跟自己走，总想另搞一套。毛曾对王洪文说：“邓水平很高，比你强。”但又说：“他还是黑猫白猫啊！”毛尤其不能容忍邓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次大演习，牛合的行为有力配合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而牛在这次调资中竟也提了级，于是我和车间一名司机范浪（这次调资他也落榜）联手，乘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东风，以派性调资为发难点，向车间和矿各级领导班子发起猛烈攻击；利用毛泽东赋予的“四大自由”，把大字报贴遍车间和矿部，直到市委大院。全矿就我们两个人，大字报照例署名“革命群众”，谁也搞不清这“革命群众”究竟代表多少人在揭批“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看起来声势浩大，雷霆万钧。车间几个头头知道后就处处设置障碍，派人监视我们的行动，最后竟使出卑劣手法，断绝了纸张供应。
大字报由范浪提供素材，我来编写，然后两人共同张贴。
这时山西省委派到阳泉市的工作组进驻阳泉宾馆，组长是文**革中坐过牢的“总站”干部张步英，副组长是原晋中地委副书记榆社人常振华，我和范浪多次去宾馆反映铝矿的问题，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市委扩大会上张提出“要像土改时依靠贫下中农那样紧紧依靠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那些人”，明显是支持“红总站”打压“指挥部”。我矿的老书记王林响应张步英号召支持我和范浪，但矿长李钟和大多数干部群众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又一次猖狂反扑”；王书记很被动，开会连会场都没人布置，只免强开了一次牛合的批判会。
最初李钟章敏一伙还非常自信，章曾对我说：“我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王林听后非常生气，说他是“狗屁话”。
我这次真是捏着一把汗硬干，那些“红字号”英雄正在暗处偷笑，等着看我的好看；形势一旦逆转，他们即刻就会反扑过来，那时我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但我是紧跟“揭批四人帮”的大气候走，看来省委工作组的宗旨就是实行反夺权，把“指挥部”一派赶下台，让“总站”的人重新掌权。那时派性的阴魂还紧紧缠裹着每一个人，“揭批四人帮”运动也不可避免陷入了派性。
我和范浪看清了运动发展的趋势，信心倍增，把大字标语直贴到市委大院，内容诸如《铝矿的清查工作为什么按兵不动》、《强烈要求市委派工作组进驻我矿》、《铝矿受迫害群众仍不得重见天日》，《为什么对四人帮的黑干将牛合心慈手软》等等。
终于两人组合的“革命群众”震动了工作组，也震动了市委。令我没有想到，也令李钟章敏们没有想到，铝矿的领导班子突然大换血，李钟调走了，章敏调走了，软弱无能的书记王林也调走了。矿党委书记由原副矿长、“总站”派的赵刚担任，趁此机会我立即要求调走，我甚深知继续待下去绝没好果子吃！
正是：
猫急上树狗跳墙，奋勇揭批四人帮；
凭借东风赌一把，乘胜收兵调回乡。
35。第三十五章 最后挣扎 （三）
四艰难调动
“这是最后的斗争”！
借揭批“四人帮”的东风我的最后抗争取得暂时性胜利，但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不定何时“总指”势力再次反扑回来，立刻又会黑云压顶，那时将没有我的活路。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我二儿子飞儿降生，妻在家拉扯着三个孩子十分艰难。秋天队里分玉米常常到深夜才停当，她又要照看孩子又要去担粮，怀里抱着孩子肩头担着粮，有一次黑暗中连人带担栽倒在地里。队里把玉米棒就地一堆堆分开，暗夜里人们乱哄哄抢着往家送，迟去一步就会丢失。她就曾被人把一份白玉米抢走，为了少跑一趟，她一次竟挑一百三十多斤。超负荷的重担把她的腰压垮，过早成了驼背老太婆，且要忍受无休无止的疼痛。我若能调回去，或者至少离家近点，就能帮一把力，减轻妻子的负担。
然而调动工作谈何容易！
文**革前我为调动工作没少奔跑，求亲告友，费尽唇舌，终因该死的档案所累毫无结果。那时只是为了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换个力所能及的技术工作。现在有了家口，调动目的又增加两条：一为避免再次受迫害，二为照顾老婆孩子。
我的愿望能否实现呢？
在计划经济下职工调动一直执行有计划核编统一调动的政策，后来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两地生活困难，劳动人事部门放宽政策，实行小范围人才自由流动，因而出现了“商调”这一新事物。所谓“商调”包括两种方式：一曰对调，一曰单调。对调是两个单位间的人员交流，走一个来一个，双方都不减员也不增员。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办成，只要双方当事人的工种和所有制性质一致，双方同意对调，征得双方人事部门同意即可办理手续。那几年各车站旅店到处张贴着对调工作的小广告，我也贴过，但反响不大；除矿山煤窑多数工厂要的都是技工，不要劳力工，尽管我磨破嘴皮声明自己能胜任某些技术工作，人家只以现有工种考虑。就如你再说小时候生活多苦，人家只以你家曾经被“斗”而咬定你出身地主；再说你一片诚心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人家以你出身地主就断定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个平定籍的人在太原建筑公司工作，我看到他的商调广告后感到我俩的工种比较接近，就去信协商。开始他表示同意，后来回了一趟家就改了主意，大概是打听到铝矿的工作又苦又累，借口我俩工种不同推掉了。
只能走单调这条路。
单调必须征得双方单位同意，原单位放你走，新单位愿意接收才能办成。首先第一关我就过不去，“总指”的掌权者不会轻易大发慈悲放我走，我向人事科递过几次申请，但即使原“总站”的科长方相都“不敢”放我走。
我决定先找单位，找好单位再等机会。一九七八年初春，中央决策层还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指导思想控制之下，邓小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刚艰难起步。我十分清楚档案里历次运动整的黑材料给我的调动会造成多大阻力，每到一个单位首先如实地把个人简历作详细交代，然后声明已经平反；但“平反”二字显得那样软弱无力，简直毫无助益。人家宁可相信原来的黑材料：这个人曾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
太原化肥厂有我一位同村表兄张仁，他和人事科的人比较熟，在他的推荐下人家知道我有化工专业知识，表示有意接收，让我填了申请表，声明需上会研究。当我第二次去接洽时他们委婉地表示，恐怕我年纪大不能胜任三班倒工作而不予接收；我再三恳求，表示我完全可以上夜班。那人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好说出实情：化肥生产安全要求很严格，人事问题不单由人事科决定，还要由保卫部门审查，我知道是过不了政审关。呜呼，我无话可说，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我买了酒和小菜，躺在厂区的林荫树下，把酒问青天：天哪，你敏锐的目光时刻综观世界，自古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说，你可知道，在东方这块社会主义大地上，有多少知识分子因背着“臭老九”的恶名而恨无用武之地，只能发出凄凉的悲鸣。
然而苍天无情，它至始至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袖手旁观，静静地观察着人间的一切不平。
太原运输公司有我一个族叔当经理，就是东湾田姓三门的玉珍叔，我去向他求援。他问我能干啥，我说可以当汽车电工，当文书抄抄写写也行，他非常高兴，指示人事科具体办理。这回没有让我填表，由他们直接调档审查。一个多月后玉珍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