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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打开教材备课时，意想不到的奇迹使我无比兴奋：过去学的知识竟没有被永久遗忘，很快在脑海中再现；即使现代科学发展迅猛，有的新词汇、新概念没有学过，我也能很快理解、消化。我的记忆力、思维力仍然很强，也就是说，二十多年群魔对我肉体的折磨并没有损及大脑，谢天谢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自学，边教边学，我已能自如地驾驭高中化学全部教学活动。第二学年我本该跟班上教高二年级，但教务处对我的能力尚有怀疑；因原高二老师调走，又从别的学校调来个数学老师教高二化学，仍让我教高一，我认为他们小看我。不久那个数学老师教不了化学要求调整课程，教务处又要我代高二，我发了几句牢骚惹得他们不榆快，为后来调出二中伏下危机。
十年浩劫中师道尊严被“四人帮”践踏殆尽，张铁生式的“白卷英雄”的流毒仍未肃清。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迟到早退现象十分严重，课堂上哄吵哄闹无法讲课，我把喉咙都喊哑了。有的学生视老师为奴才，视课堂为商场，来去自由。调到青峪七年制学校后，教学秩序非常混乱，打了上课铃我进教室有个学生迎头往出走，招呼都不打，待我开始讲课他又回来了；有的学生竟扬言要打老师，我根本不敢管。一次一个教师的儿子拿我耍笑，他明明从来不交作业，硬跟我要作业本，我说：“你不要这样，你爹也是教师，我还跟他挺熟的。”他竟骂道：“你倒不是俺爹的毬！”我忍气吞声无言以对，任他们由行自便，再不敢严格管理。
在二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中午我睡过了点，上课铃响过五六分钟才走到教室；课代表去班主任那儿找，班主任在门口等住我，当着全班学生脸色阴沉地说：“你怎么总迟到，叫学生眼巴巴等你！”我受此难堪正窝着一肚子气，刚开始讲课，有几个学生在门外喊报告，他们比我还来得迟。于是说：“咱们班是不是只准学生迟到而老师不能有一次失误？以后咱们约法三章：我以后绝不再迟到，你们也不容许迟到，不论是谁一旦迟到宁可旷课不再进教室。”这事传到后来升任副校长的班主任那里，他在教师会上说：“田老师你怎么可以和学生约法三章！”究竟是对还是错，我该不该那样说，我至今也很茫然。
在这样恶劣的教学环境中，我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地工作，每期的教学成绩从未落后。调到乡下后，因班级少采取复式教学，我一人担任初二初三物理、初三化学外加生理卫生，两个年级四个头的繁重任务，我从无怨言，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直到退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虽谈不上“桃李满天下”，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劳动者，比起碌碌无为的前半生我应该满足了，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
正是：
拨开乌云见青天，吐气扬眉展雄才；
忠心报国恨日短，忍辱负重宽胸怀。
二亏在认理
前面说过，因七七年调资落榜，我一气之下孤注一掷“反潮流”，借助“揭批四人帮”的东风把原领导班子赶下台，然后才急流勇退调回家乡。
七九年我在二中又经历了一次调资，是文**革后邓小平给职工第二次增加工资；和第一次一样，那也是一次失败的调资，以后再没用过那种办法。那种放到群众中讨论提名（也就是互相举荐）的方法确实行不通，因为调资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必然出现互相争斗的局面，不但达不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预期效果，反而伤和气、闹矛盾，不利于安定团结。
那次的调资面只有百分之二十，我曾在二中亲历老师们你争我抢的场面。
“三中全会”前教师是典型的“臭老九”，处于社会最低层，待遇非常低，不仅比不上一般干部，连服务行业的柜员都不如；虽经七七年调了一次，二中的多数老师工资只有四十三元，比他们高的只有四个人：孙校长六十四元，陈教务长五十八元，还有一位老教师好像是六十九元，我算老四。
在调资会上，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地诉说自己工作如何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工龄多么长，工资又怎样偏低，家庭生活如何困难等等，把个调资会开成了表功会、诉苦会，说到伤心处有人真就哭了。
虽然我的工龄很长，而且上次就没调，但工资比多数老师还是高些，看到他们一个个可怜兮兮的十分令人同情。他们都发完言，轮到我了，我就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觉得老师们的工资确实不高；我虽然七七年没调，但比多数老师工资要高些，所以这次我不和大家争。”
我的本意是不争，并不是不调，如果按理该调我还是乐于接受。但马上被人钻了空子，有人带头鼓掌，并喊口号：“欢迎田老师高姿态让出指标！”结果可想而知，再没人投你一票，不是名落孙山，而是榜上无名。虽然当时也很有失落感，但过段时间也就无所谓了，毕竟生活还要进行下去，你不能总为这事苦恼吧。
事后孙校长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认理。”
真是一针见血！我性格中最荒唐的表现就是“一根筋，认死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认理应该是好事，但如果像我这样认死理，那就只有等着吃亏了。
打这以后调资不再采取群众讨论的方式，直接套工龄套级别，甚至本人都无须出面，就由人事部门搞定了。我每次增资都是这样套进去的，虽然总是“马后炮”，不比别人捷足先登，但因工龄长工资提的也还不慢。
没想到在随后的职称改革中我又吃了大亏，因为我是“半路出家”，四十岁改行当了教师，教育部门评职称只看教龄，我的工龄不起作用了。那次对我的打击最大，遂成终生遗恨；因为职称不单是和工资挂钩，要紧的是它直接标志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那是一九八八年冬季。最初规定申报中级职称的条件是中师学历教令在二十年以上或具有大学学历的都可以申报。北寨乡有两所中学，我在仰天中学，还有个神南中学；两所学校有四个人申报中级，其中三人都是中师毕业的老教师，只有我是“半路出家”，虽取得了大专文凭，有申报资格，但工令长教令短，地区中评委通不过，两次报上去都被打回来。原来地区教育局在评审之初定了条“内控线”（土政策），规定“后取得大专文凭的教令须在十二年以上才可评为中级职称”。我八五年才取得大专文凭，教令刚满十年，两年之差使我过不了中评委关，县教育局中教组的张海金老师尽了最大努力三番两次报送到地区都被打回来，只得把我放到初评委评为初级职称。呜呼，我的学生考入师范院校毕业后一经转正就是初级，怎令我在他们面前不感到赧颜！
此后我最怕人问起我的职称，羞于启齿啊。
那次职称评审地区教育局留了很多“机动指标”（现在叫‘潜规则’），后来条件放宽，最初没评上的人大都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要回“专用指标”，高中学历的，甚至简师、幼师、速师、社来社去的，也不乏虚报教龄和文凭的，总之起初没资格申报中级职称的都上去了，只有我投诉无门，因我知道这一切已为时太晚。
仰天中学离城二十多里，我平时住校，只有星期放假才回城。申报中级职称后一个多月，有一天校长去局里开会，我托他顺便问问我的职称是否批了。他回来非常肯定地对我说：“我问过了，都批了，仰天是咱俩，还有神南中学的两个，咱乡共四个人申报中级都批了。”他说的既详尽又清楚，我也就大放其心，从此再不过问。我长期没进教育局另有一个原因，刚申报职称我去过一次人事股，向股长打听审批的事，他竟说不知道。我看到过局里职称改革的组织名单，正副局长任领导组正副组长，他是办公室主任。但当我问他时，他却拒不承认。几年后一次我又和他往事重提，他说那时他虽是办公室主任但不管事。呜呼，当时他很有可能是在和局长闹情绪，却把我苦害了。我这把生来的拗骨头、一根筋，觉得受了侮辱（冷遇不就是最大的侮辱吗？），觉得局里那些干部根本不把乡下老师当人，此后半年多再未登教育局大门，结果是自吞苦果。原来那天校长开完会就去职改办询问职称审批的事，但他只是笼统地问“我们乡申报的中级职称批回来没有？”并未提我，经办人也就笼统回答：“批回来了。”。事实是他们三个人批了，而我没批。直到暑假期间他又去开会，那人才告诉他：“你校的田生玉没批中级。”
两个马大哈作弄我一个痴心鬼，我欲哭无泪。
有一天我在县城街上碰见青年教师周军民，他告诉我：“校长说你的职称没批。”我才恍然大悟，立即去见主管人事的副局长，他说没指标了；我提出去找地区教育局申诉，他说：“去也没用，职称评定已经结束，中评委已撤消，指标也没有了，你还去干啥？”而这时仍有不少人从地区教育局要回专用指标上了中级。两年多后当我了解了上述情况再去找县职改办时，职称改革真的结束了，指标确实没有了，这时已是一九九零年年底。职称改革进行了两年多，我一直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马大哈蒙蔽着，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上中级，所以处处会有人设置障碍。遗憾的是，后来再没有听到上边下达揪偏补漏的文件，我的冤情只能带到阴曹地府向阎王申诉了。后来我也曾问过那个副局长，为什么他说没指标了还有那么多人上了职称，他的回答说是：我在地区开会，人家说职称评定结束了，指标用完了，我只能那样告你。哎呀，用现在的话说，到处充满惑悠，让你防不胜防。
现在我的退休金与同龄老教师相差好几百元，所幸实现了当初“培养大学生”的誓言，大儿子海龙读了师专，回乡当教师，我家到他这一代已是“四代同堂”了；女儿海凤大专毕业在威海安了家，最棒要数小儿子海飞，本科毕业后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