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者，难矣。然不可谓无其人也。但送行之诗，多浮其实，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贝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终不见信，如宋真宗者，今监司千万中无一人也。
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职，即行中书省之别名也。臬司则汉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权重可以巡历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国朝自有巡按御史之设，而提刑之权轻矣。其分司于外者，虽时一举行，不过循袭故事耳。其后以藩司分辖各郡为分守，臬司辕者为分巡。盖藩臬之长，以地遥不能周知。而岁时复有祝厘入觐之役。迁徙事变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万历壬辰以后，天听稍高，铨补之牍，不时得请，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摄，而民愈不便矣。
宋枢密使最尊，其事权、礼遇与宰相等。当时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谓之两府。国朝兵部，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马如马公文升、刘公大夏，时与辅臣同参密议，盖虽与相臣有间，而其权亦与冢宰埒矣。但既为宰相，自当兼管文武，乃与枢密分权，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坎，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
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确，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称姚崇为救时之相，夫救时之相岂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聪，奸究潜伺，几务业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处此，亦不过成得救时二字耳。相之治国，如医之治病也。其人强壮无疾，则教以珍摄保养，无所事事之方；若病势已深，急当治标，虽有卢、扁，亦必针石汤炙之剂；可谓其非神医，而仅为救病之医哉？宋儒敢为高论，而轻薄世务，乃于干戈云扰之际，犹以正心诚意之说进，譬之垂绝之人，教以吐纳隳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时之相为上策。何者？主非神圣，人非结绳，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干蛊，为有实效也。如张良当楚、汉之际，孔明辅偏安之国，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变革之日，其所经画设施亦不过视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君子者处三代之盛时，岂不能陈王道，兴礼乐或？而不尽用其所长者，其时势非也。故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夫尧、舜之知，不过知所先务耳；知先务者，救时之相也。
才足以拨乱者，多鸷而自用；量足以镇俗者，多懦而无为。抱苦节之贞者，必褊于容众；具通达之识者，或昧于礻是躬。诸葛武侯外综军旅，内和人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举世之所难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莱公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则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进贤退不肖之权寄之宰相与冢宰矣，若复事事拘例，人人循资，又恶用进退之权为也？近来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论俸，而铨选之时，置签抽掣，防弊之典，可谓至公至慎矣，而于用人之道则未也。
古之为相及冢宰者，其于天下贤才，尽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员既多，事几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复知其人矣。至于铨选猥杂，尤极不得不循资例。但掣签之法，终不可传后世，况其中弊窦，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诚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绩，百召忽无为也。平勃之谲，诚不及王陵之戆，然乘机定乱，反吕为刘之功，虽百王陵无为也。圣人于管仲，不责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论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责平勃，以不争责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废王魏死，汉、唐无文、景贞观之治，此政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者也。又云：“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夫仁杰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为正，又以仁杰为法，俗语所谓“要吃杨梅，又怕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者也，其无定见甚矣。
才禀于天，不可学而至也；量成于人，可学而至也。故大臣当以德量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观。如宋王临川，近代张江陵，其才非不绝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国朝夏忠靖原吉，识量不减韩魏公，人尝问公：“量可学乎？”公曰：“何为不可？吾少时遇犯者必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殊无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动矣。故圣人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于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无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帽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易》曰：“吉人之词寡，张释之谓周勃、张相如两人，言呐呐不出诸口。然言语者，心之华也，未有无学术，无识见而能言者。以孔门而独宰予、子贡居言语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产有词，诸侯赖之，词之不可以已也。盖春秋、战国时，其习尚已然矣。其后仪、秦、首轸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观其立谈之顷，析军国之大计，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诸掌，此虽非圣门之言语，而其苦心考究，捭阖推测，有后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难尤倍蓰之矣。自晋一变为清谈，言始不适于用，宋一变为道学，其言又皆糟魄刍狗，而不可听，则又何贵于言哉？
三代之人必习为词命，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盖赫蹄未兴，赤牍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陈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学问该博，事机熟透，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书，不知经几筹画，费几改窜，或假手他人，或剿袭旧语，犹自诧以为奇，而况于立谈之顷乎？吾读史至子产之对晋人，张禄之说秦王，毛遂之定楚从，蔡泽之感应侯，樊将军数羽之言，淮阴侯筑坛数语，匆匆旁午之时，答辩如响，皆成文章，而见事定计，发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者，其亦可谓命世之才也已。自汉以后，惟孔明见先主，立定三分之计，姚元之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词决策，预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及天章阁召问，皇恐不能对，退而上书，词之难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