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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好膻而恶焦，嗜甘而过苦。白黑商徽，膻焦甘苦，使之”名“也；爱憎韵舍，
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
“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态度的。善名便引起我爱敬的态度，恶名
便引起我厌恨的态度。这叫做“名分”的哲学。“名教”“礼教”便建筑在这种哲
学的基础之上。一块石头，变作了贞节牌坊，便可以引无数青年妇女牺牲她们的青
春与生命去博礼教先生的一篇铭赞，或志书“列女”门里的一个名字。“贞节”是
“名”，羡慕而情愿牺牲，便是“分”。女子的脚裹小了，男子赞为“美”，诗人
说是“三寸金莲”，于是几万万的妇女便排命裹小脚了。“美”与“金莲”是“名”，
羡慕而情愿吃苦牺牲，便是“分”。现在人说小脚“不美”，又“不人道”，名变
了，分也变了，于是小脚的女子也得塞棉花，充天脚了。——现在的许多标语，大
都有个褒贬的用意：宣传便是宣传这褒贬的用意。说某人是“忠实同志”，便是教
人“拥护”他。说某人是“军阀”“土豪劣绅”“反动”“反革命”“老朽昏庸”，
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实同志”“总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拥护”的分。
“反动分子”的名，要弓；起“打倒”的分。故今日墙上的无数“打倒”与“拥护”，
其实都是要寓褒贬，定名分。不幸标语用的太滥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拥
护之列了；今天的忠实同志，明天又变为反革命了。于是打倒不足为辱，而反革命
有人竟以为荣。于是“名教”失其作用，只成为墙上的符录而已。
两千年前，有个九十岁的老头子对汉武帝说：“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两千年后，我们也要对现在的治国者说：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一千多年前，有个庞居士，临死时留下两句名言：但愿空诸所有。
慎勿实诸所无。
“实诸所无”，如“鬼”本是没有的，不幸古代的浑人造出“鬼”名，更造出
“无常鬼”“大头鬼”“吊死鬼”等等名，于是人的心里便像煞真有鬼了。我们对
于现在的治国者，也想说：但愿实诸所有。
慎勿实诸所无。
末了，我们也学时髦，编两句口号：打倒名教！
原题《名教》
三 中天丽日 不必拜倒在孔圣人脚下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做戏无法，出个菩萨。”编戏的人遇到了无法转变的
情节，往往请出一个观音菩萨来解围救急。这两年来，中国人受了外患的刺激，颇
有点手忙脚乱的情形，也就不免走上了“做戏无法，出个菩萨”的一条路。这本是
人之常情。西洋文学批评史也有deusexmahina的话，译出来也可说，“解围无计，
出个上帝”。本年五月里美国奇旱，报纸上也曾登出早区妇女孩子跪着祈祷求雨的
照片。这都是穷愁呼天的常情，其可怜可恕，和今年我们国内许多请张天师求雨或
请班禅喇嘛消灾的人，是一样的。
这种心理，在一般愚夫愚妇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可恕的；但在一个现
代政府的政令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不可恕的。现代政府的责任在于充分运用现代
科学的正确知识，消极的防患除弊，积极的兴利惠民。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工作，一
尺一步的旅程，这里面绝对没有一条捷径可以偷度。然而我们观察近年我们当政的
领袖好像都不免有一种“做戏无法，出个菩萨”的心理，想寻求一条救国的捷径，
想用最简易的方法做到一种复兴的灵迹。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脚乱的恢复了纪念孔子
诞辰的典礼，很匆遽的颁布了礼节的规定。八月二十七日，全国都奉命举行了这个
孔诞纪念的大典。在每年许多个先烈纪念日之中加上一个孔子诞辰的纪念日，本来
不值得我们的诧异。然而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的方法，
舆论界的一位领袖也说：“有此一举，诚足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
难道世间真有这样简便的捷径吗？
我们当然赞成“培养精神上之人格”“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
但是古人也曾说过：“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国民的精神，民族的
信心，也是这样的；他的颓废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他的复兴也不是虚文口号所能做
到的。“诛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用八月二十七日《大公报
》社论中语）；四方城市里，政客军人也都率领着官吏士民，济济跄跄的行礼，堂
堂皇皇的演说，——礼成祭毕，纷纷而散，假期是添了一日，口号是添了二十句，
演讲词是多出了几篇，官吏学生是多跑了一趟，然在精神的人格与民族的自信上，
究竟有丝毫的影响吗？
那一天《大公报》的社论曾有这样一段议论：最近二十年，世变弥烈，人欲横
流，功利思想如水趋壑，不特仁义之说为俗诽笑，即人合之判亦几以不明，民族的
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己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如果这种诊断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民族病不过起于“最近二十年”，这样浅
的病根，应该是很容易医治的了。可惜我们平日敬重的这位天津同业先生未免错读
历史了。《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的社会政治情形，不是中
国的实情吗？是不是我们得把病情移前三十年呢？《品花宝鉴》以至《金瓶梅》描
写的也不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吗？这样一来，又得挪上三五百年了。那些时代，孔子
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
的风气哩！究竟那每年“诛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曾何补于
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
我们回想到我们三十年前在村学堂读书的时候，每年开学是要向孔夫子叩头礼
拜的；每天放学，拿了先生批点过的习字，是要向中堂（不一定有孔子像）拜揖然
后回家的。至今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人情风尚也未见得比现在高多少。在许多方
面，我们还可以确定的说：“最近二十年”比那个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的多多了。
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
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都没有借重孔子的力量。八月二十七那一天汪精卫先
生在中央党部演说，也指出‘孔子没有反对纳妾，没有反对蓄奴婢；如今呢，纳妾
蓄奴婢，虐待之因是罪恶，善待之亦是罪恶，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汪先生
的解说是：”仁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内容与条件是与时俱进的。“这样的解说毕
竟不能抹杀历史的事实。事实是”最近“几年中，丝毫没有借重孔夫子，而我们的
道德观念已进化到承认”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了。
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知识上、道德上，
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
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
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赢余。这里不是我们
专论这个大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指出这个总进步的几个大项目：第一，帝制的
推翻，而几千年托庇在专制帝王之下的城狐社鼠，——一切妃嫔，太监，贵胄，吏
胥，捐纳，——都跟着倒了。
第二，教育的革新，浅见的人在今日还攻击新教育的失败，但他们若平心想想
旧教育是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东西，就可以明白这二三十年的新教育，无论在量
上或质上都比三十年前进步至少千百倍了。在消极方面，因旧教育的推倒，八股，
骈文，律诗等等谬制都逐渐跟着倒了；在积极方面，新教育虽然还肤浅，然而常识
的增加，技能的增加，文字的改革，体育的进步，国家观念的比较普遍，这都是旧
教育万不能做到的成绩。（汪精卫先生前天曾说：“中国号称以孝治天下，而一开
口便侮辱人的母亲，甚至祖宗妹子等。”试问今日受过小学教育的学生还有这种开
口骂人妈妈妹子的国粹习惯吗？）
第三，家庭的变化。城市工商业与教育的发展使人口趋向都会，受影响最大的
是旧式家庭的崩溃，家庭变小了，父母公婆与旅长的专制威风减削了，儿女宣告独
立了。在这变化的家庭中，妇女的地位的抬高与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五千年来最重大
的变化。
第四，社会风俗的改革。小脚，男娼，酷刑等等，我已屡次说过了。在积极方
面，如女子的解放，如婚丧礼俗的新试验，如青年对于体育运动的热心，如新医学
及公共卫生的逐渐推行，这都是古代圣哲所不曾梦见的大进步。
第五，政治组织的新试验。这是帝制推翻的积极方面的结果。二十多年的试验
虽然还没有做到满意的效果，但在许多方面（如新式的司法，如警察，如军事、如
胥吏政治之变为士人政治）都已明白的显出几千年来所未曾有的成绩。不过我们生
在这个时代，往往为成见所蔽，不肯承认罢了。单就最近几年来颁行的新民法一项
而论，其中含有无数超越古昔的优点，已可说是一个不流血的绝大社会革命了。
这些都是毫无可疑的历史事实，都是“最近二十年”中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
做到的伟大的进步。革命的成功就是这些，维新的成绩也就是这些。可怜无数维新
志士，革命仁人，他们出了大力，冒了大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