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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他调换空气，
不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从前朱晦庵说得好，“教学者如扶醉人”，现在的
中国人真算是大多数醉倒了。先生可怜他们，当下告奋勇，使一股大劲，把他从东
边扶起。我怕是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边去。那不是和没有扶起一样吗？万
一不幸，连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谁叫冤呢？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闲的时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个字做个题目，细细的想
一番。把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应该怎样报答的话（我以为一方面做父母的儿子，同时
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会上一个人），也得咏叹几句，“恰如分际”，“彼此兼顾”，
那才免得发生许多流弊。
二、我答汪先生的信
前天同太虚和尚谈论，我得益不少。别后又承先生给我这封很诚恳的信，感谢
之至。
“父母于子无思”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
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
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
糊里糊涂的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
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思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
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的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
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
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
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
“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
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思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
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决
不居功，决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决不期望他
报答我的思，因为我已宣言无患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还账”的主顾。这是先
生误会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他们
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贷”的债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驱逐出境。我要问先生，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还有
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古书称为
“主人”），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
家就称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故战阵无勇，莅官不敬，
等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
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
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易卜生的“群鬼”里有
一段话很可研究：（《新潮》第五号页八五一）
（孟代牧师）你忘了没有，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
（阿尔文夫人）我们不要讲得这样宽泛。应该说：“欧士华应该爱敬阿尔文先
生（欧士华之父）吗？”
这是说，“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种信条，但是有时未必适用。
即如阿尔文一生纵淫，死于花柳毒，还把遗毒传给他的儿子欧士华，后来欧士华毒
发而死。请问欧士华应该孝顺阿尔文吗？若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自然不成问题。
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问题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
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
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
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至于先生说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说，“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
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这是他自己错了。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
想，我并不曾教训人家的儿子！
总之，我只说了我自己承认对儿子无息，至于儿子将来对我作何感想，那是他
自己的事，我不管了。
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诗。我对于这个题目，也曾有诗，载在《每周评
论》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里。
原题《我的儿子》
四 交响乐 慈幼的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
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
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这三点都很扼要，只可惜我们中国经不起这三层考察。这三点之中，无论那一
点都可以宣告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我们怎样待孩子？我们怎样待女人？
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闲暇工夫？——凡有夸大狂的人，凡是夸大我们的精神文明的人，
都不可不想想这三件事。
其余两点，现今且不谈，我们来看看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从生产说起。我们到今天还把生小孩看作最污秽的事，把产妇的血污看作最不
净的秽物。血污一冲，神仙也会跌下云头！这大概是野蛮时代遗传下来的迷信。但
这种迷信至今还使绝大多数的人民避忌产小孩的事，所以“接生”的事至今还在绝
无知识的产婆的手里，手术不精，工具不备，消毒的方法全不讲究，救急的医药全
不知道。顺利的生产有时还不免危险，稍有危难的症候便是有百死而无一生。
生下来了，小孩子的卫生又从来不讲究。小孩总是跟着母亲睡，哭时便用奶头
塞住嘴，再哭时便摇他，再哭时便打他。饮食从没有分量，疾病从不知隔离。有病
时只会拜神许愿，求仙方，叫魂，压邪。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靠天，只是侥幸长大，
全不是人事之功。
小孩出痘出花，都没有科学的防卫。供一个“麻姑娘娘”，供一个“花姑娘娘”，
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苦安全过去了，烧香谢神；小孩若遇了危险，这便是“命
中注定”！
普通人家的男孩子固然没有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女孩子便更痛苦了。女孩子到
了四五岁，母亲便把她的脚裹扎起来，小孩疼的号哭叫喊，母亲也是眼泪直滴。但
这是为女儿的终身打算，不可避免的，所以母亲噙着眼泪，忍着心肠，紧紧地扎缚，
密密地缝起，总要使骨头扎断。血肉干枯，变成三四寸的小脚，然后父母才算尽了
责任，女儿才算有了做女人的资格！
孩子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
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
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
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
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
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做“念
死书”。
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
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
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
逃学。逃学的学生，提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
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
这是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
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
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文化
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
算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
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宽恕的。
几十年来，中国小孩子比较的减少了一点痛苦，增加了一点乐趣。但“慈幼”
的运动还只在刚开始的时期，前途的工作正多，前途的希望也正大。我们在这个时
候，一方面固然要宣传慈幼运动的重要，一方面也应该细细计划慈幼事业的问题和
他们的下手方法。中华慈幼协济会的主持人已请了许多专家分任各种问题的专门研
究，我今天也想指出慈幼事业的几个根本问题，供留心这事的人的参考。
我以为慈幼事业在今日有这些问题：一、产科医院和“巡行产科护士”（Visiting
nurses）的提倡。产科医院的设立应该作为每县每市的建设事业的最紧急部分，这
是毫无可疑的。但欧美的经验使我们知道下等社会的妇女对于医院往往不肯信任，
她们总不肯相信医院是为她们贫人设的，她们对于产科医院尤其怀疑畏缩。所以有
“巡行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