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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急。”女儿跟同胞打成一片，和睦相处。我们这幢大厦的管理员一看她进门，就塞东西给她吃。她呢，半夜里做好消夜一步一步托着盘子坐电梯下楼，找到管理员，就说：“快吃，是热的，把窗关起来。”她忙得很起劲。女儿虽然生活在台北市，可是活得十分乡土，她说逛百货公司这种事太空虚，她是夜市里站着喝爱玉冰的人。前两天她把手指伸出来给我和她母亲看，戴的居然是枚金光闪闪的老方戒指，上面写个大字“福”。她的母亲问她：“你不觉得这很土吗？”她说：“嗳，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想，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叶落归根绝对没有狭窄的民族意识，她说过：“中国太神秘太丰沃，就算不是身为中国人，也会很喜欢住在里面。”她根本就是天生喜爱这个民族，跟她的出生无关。眼看我们的三小姐——她最喜欢人家这么喊她，把自己一点一滴融进中国的生活艺术里去，我的心里流满了复杂的喜悦。女儿正在品尝这个社会里一切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但不生气，好似还相当享受鸡兔同笼的滋味。她在台北开车，每次回家都会喊：“好玩，好玩，整个大台北就像一架庞大的电动玩具，躲来躲去，训练反应，增加韧性。”她最喜欢罗大佑的那首歌——《超级市民》，她唱的时候使任何人都会感动，台北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大都市。有人一旦说起台北市的人冷淡无情，三毛就会来一句：“哪里？你自己不会先笑呀？还怪人家。”
我的女儿目前一点也不愤世，她对一切现象，都说：“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玛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地道宁波人都不敢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我会对三毛微笑
作者：朱碧：
三毛似是一个老话题了。偏偏前不久专揭三毛真相的马中欣接受报纸访问时说：“喜欢三毛的人水平都很低。”有人反击：“马中欣，你以为你是谁？”我看了颇不解气，恨不能一把夺过笔，像史湘云骂贾宝玉似地对他说：你不中用，我来！
既然是打笔仗，免不了发脾气、口不择言——也罢，我也口不择言一回罢：在批评三毛的人当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广、观点最“特别”、也是马中欣当作理论根据引用的，是李敖的一篇话——那李敖是个什么？就因为他认为胡茵梦“对不起他”，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在对方没有发言权、不能辩解的情况下疯狂痛骂（这个词并不过分）。我看他的精神状况比三毛的可疑得多。他自己也写了那么多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关于他与许多女人的故事，难道就一定是真的？或者，他觉得是真的，别人是否也同意呢？别人不同意，那他就是撒谎喽？因为人和人的感受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把另一个骗去卖了，心里正盘算着这个傻瓜可以让我嫌多少钱，而那一个可能在想：可是遇到好心人了！
文坛中可疑的才子为数不少，谁去追究他们？反而都赶着扑粉呢。偏偏一个三毛他们死活看不过眼（我突然想三毛的书要不是卖得那么好也不会有此遭遇）。她的主要“罪过”不过是“说谎”和“矫情”——我并不认为“三毛说谎”是绝无可能，但是，打个可能不太切实的比方：如果有一个小孩，他说他生活幸福，父母慈爱，家中充满音乐与花香，而你去看了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有何感觉？你是心痛、紧紧把这个小孩抱在怀里，轻轻抚摸他，对他说虽然现实并不美好，你仍有梦想的权力；还是把他的“错误”公之于世，并且大开批判会，显示你和社会是多么诚实光明？——哪一种做法更符合人性，符合人道精神？
至于“矫情”，我前面说了，人和人的感受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男人愿意容忍傻女人，却不容忍灵性高、感情丰富的女人（如果这个女人把这些表达出来更不行），这种心态并不出奇。三毛更多是属于女性的，不只是所谓的小女人，有的是大女子。比如前不久我和一位搞国情研究的女学者说起三毛，她也有关爱之意。我自己，也许算不上三毛迷，如果三毛在世，路上遇到，我不会追去让她签名，但若我们的目光能够对视，我会对她微笑。
为什么要纪念三毛？
作者：毛晨（10/18/1999）
先说点儿某人的事：１９８９年后某人只看了４种文学专著，分别是王朔的《空中小姐》、王小波的三部曲、阿来的《尘埃落定》（时１９９８年，某人正沉迷于与中土文化绝然不同的西藏文化，虽然此书明显诗化了雪域生活），再有就是《三毛全集》，其中大部分内容属重读。某人当然有理由“只读客观书不读主观书（９０年代之前的除外）”，最主要的是，某人认为如今的“信息时代”充满“信息垃圾”，大伙的表现欲均极度泛滥，无聊、无趣的个人体验亦极度泛滥。阅读那些苍白、浅薄的个人体验，某人感觉是在浪费青春浪费情绪。
对于某人的这般表述，很多人都嗤之以鼻。某人也并不炫耀阅读的狭窄，恰恰相反，目前某人正以顾炎武的“读千卷书、行万里路”为人生最高信条。———说某人的这些事，我正好引出话题：“为什么要纪念三毛？”
这二者有极端的相似性：某人个人的主观性，通过媒体而传播出去的主观性。选择三毛而不是其它，正是非常主观、不留余地的事情。进一步地，这样的主观恰恰又成了别人的客观，就像某人因为厌恶“无聊或者无趣的个人体验”而“只读客观书不读主观书”一样，二者都因为“客观存在”而“被宽容地存在”着。
为什么要纪念三毛？当朋友这样质问时，我瞠目无言以对。太思辩了。
三毛，她不是罗大佑，那个夜梦里黑色的精灵，那个在洋葱上跳舞的酷爱墨镜的亚细亚孤儿，背负使命感的压抑和折磨，一生躁动和呐喊。（他会一条道儿走到黑么？）她也不是毕加索，那个西班牙海滩上快乐的老头儿，一手攥着烟头一手给妓女打伞，才华横溢后肆意张狂个人的全部私欲。
三毛，她和我们大多数生活乏味的普通人一样，生活在无聊、麻木、挫折、受辱、琐碎的生活中。她饱尝悲剧的生活，却不以此为贩卖，恰恰用一曲《撒哈拉的故事》让我们惊叹贫瘠的生活所产生的愉悦和陶醉。描绘苦难的人很多，也不难，但描绘快乐的人很少，而且很难。三毛就是一个。
三毛不是激烈的（除了《雨季不再来》青春期的迷惘忧郁而引致的激烈纵情），不是声竭力嘶的，如她自己所说：“我的情绪、我的心境就像白开水一样”（我们所有的磨炼、修炼，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白开水一样的心？下辈子，让我做一株塔里木的红柳算了）。
三毛是永远敏感的。万水千山都走遍，可永远甩不开《雨季不再来》式的脆弱、失落。多少年后，在巴士站里，我仍然想起那个不肯为三毛掏的士费的白领男士。
但三毛绝非自恋，绝非“小女人”，后者为别人的艳羡活着，而三毛，却生活在自己独特完整的空间里。“平沙漠漠夜带刀”，所谓是也。
三毛是阳光灿烂的。当她初次离开台北走出国门时，她是一个狭窄的中国人，自闭、苍白、迷惘。站在域外广阔的天地里，她无比惊叹：“听见音乐，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旋舞，毫无顾忌。他们，怎么会这样开放？”日子久了，那热情的天性，竟也生生融入三毛的血液中，健康、豁达、不羁，她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世界人。自中国台湾而西班牙而德国而北美而撒哈拉而南美，她的一辈子，享受了我们几辈子都未必有机会、有勇气享受的绚丽和多彩。她的一辈子，顶我们普通人的几辈子。虽然，她只活了４８岁。
１９９１年１月４日，三毛自杀。在浴室里，她结束了没有《七点钟》、没有荷西的人生。之前，她曾千里赴西域，会情歌王子王洛宾于乌鲁木齐。我想，那一鞭子的感觉，像极了大胡子的荷西———美丽得不惜一切。但，都是幻化的。
１９９１年的那一天，我伤心，然而淡然。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三毛。
一个聪明、敏感、并不十分漂亮倾城的台湾女子，穷其一生寻找生活的美好，哪怕只是自我陶醉与诗化。在台北、在撒哈拉、在南美洲，她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无奈而不甘。所以有了海神一般的荷西。而马中欣先生却说：荷西根本不是“潜水工程师”。———可我却想，生命没有色彩的人，去质问生命绚丽的人，怎么说都有点底气不足、动机可疑。
谁说我们不能生活在幻想里？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幻想里？那一丝丝的幻想，将破碎的我们重新织成完整的肉体，抚平现实严峻的伤痕，激励平庸而健康的我们，或是敏感而脆弱的我们，日复一日地在阳光下活着。
人生，这道禅，三毛参了一辈子。从自恋的陈平，到白开水一样的三毛，最后，她参悟的结果，是用一条丝袜了结生命。
三毛真是解脱了么？三毛真的从迷惘、忧郁变得豁达、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