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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他所听到的金属的响声。
贝德亚那德急急地郯着水，向着铜罐走去，但发觉里面是空的。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双手把铜罐举起狂暴地摇着。他又把它倒过来，但也没有结
果。他看到罐口破了，似乎从前是封住的，有人把它敲开了。
贝德亚那德开始在水里摸索。有件东西碰着他的手，拿起看时，却是一具头骨。他把它
举到耳边，使劲地摇着，但这也是空的。他把它扔下了。
他看见这屋子靠水的那边墙壁破裂了，河水从缺口里进来，他准知道这一定是那位运气
比他好的先来者把它打开的。
最后，失掉了一切的希望，他吁出一声长叹，这一声叹息似乎夹杂着无数从永远失败的
地狱里发出的绝望的叹息。
他浑身涂满了污泥，爬到屋子里边去。这个充满着扰攘的人类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像
是一只破罐，拴在无意义的命运链子上。
再去收拾东西，买车票，上火车，回到家里，去跟他妻子拌嘴，去忍受那受气的日子，
这一切对于他都仿佛是极端的不合理。他恨不得滚下水去，像倒塌的河岸滚到河流里一样。
但是他还是收拾了东西，买了车票，上了火车，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回家了。
进门以后，他像一个昏迷的人似的呆坐在院子里，不敢走进屋里去。那个老女仆头一个
看到了他，在她的惊叫之下，孩子们欢呼着跑来看他，然后他的妻就叫他。
贝德亚那德像从睡梦中惊起，他又回到原先的生活中来了。带着愁容和苦笑，他拉着一
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进到屋里。灯刚刚点上，虽然天还没有黑，却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一
切都安静得好像黑夜已经来到了。
贝德亚那德静默了一会，才用轻柔的声音问他的妻子：
“你好么？”
他的妻子并不答理，只问他：“怎么样了？”
贝德亚那德没有说话，只拍着自己前额。这时候散达利的脸变得冷酷了。孩子们看到了
不幸的阴影，悄悄地溜出去，跑到女仆那里求她给讲故事。
夜来到了，但是丈夫和妻子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家里的整个气氛似乎和静默一同悸动
着。散达利的嘴唇紧闭着，像守财奴的钱袋一样。她站了起来，撇下她的丈夫，慢慢地走进
她的屋里，把门锁上了。贝德亚那德静默地站在门外，外面传来路过的更夫的呼声。疲倦的
人世沉没在昏昏的睡梦之中了。
夜深的时候，大的孩子从梦中醒来，爬下床来走到廊上低声地叫：“父亲。”
但是他父亲不在那里。他又到他父母的紧闭的卧室门外，稍微提高一点声音叫“父
亲”，但也没有回答。在恐怖中他又回到床上去。
第二天清早，那个女仆照例准备好主人的烟叶，但到处去找他，都找不见他了。忆日本
的女作家们
过去两年来，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的、日本人民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报道中，
不断地出现着我所熟悉所知道的日本女作家们的名字。在她们的作品里，演讲里，朗诵诗
里，我都能想象出她们站在演讲台上，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或是坐在案前，怒火如焚，
走笔如飞的神情体态。这时候，我恨不能伸出手去隔着海洋紧紧地握住她们的双手，来表达
出中国人民和我自己、对于她们所热烈参加的日本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的无
限的同情和敬意！
我终于在今年三月底的东京之行，得到了和她们重见和深谈的机会，这一段回忆，永远
是那么强烈而温暖，它给我以快乐，也给我以鼓舞，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队
伍里，有这么多的日本的坚强的勇敢的妇女作家参加，对于作家自己，和日本民族以及世界
人民都带来极其光明的前景！
在我执笔之顷，首先涌上我的脑海的，是三宅艳子，她是我到东京后所拜访的第一个女
作家，虽然我们在飞机场和日本作家的欢迎会上，都已经见了面。我是在一九五八年塔什干
的亚非作家会议上结识了她的，我们还一同参观访问了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撒马汗等城，
但是这次重逢，她在我的意识中，已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而且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了。
这一天，东京下着春雪，门外寒气逼人，三宅艳子的客室里却是温暖如春，象征着主人
待客的热情。她在挂着美丽的油画、生着熊熊的炉火的客室里，不住地忙着给我们端茶送
果，还给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位女音乐家兼诗人，反对“安全条约”的积极参加者，由起繁
子。我们谈的很热烈，也很拉杂，从亚非作家会议，到去年的反对“安全条约”的伟大斗
争，谈到日本也谈到中国。她们都表示想到中国看看。尤其是三宅艳子，她走过欧洲不少地
方，但是没有到过中国，她说：“在我们的反美爱国斗争中，每次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
和作家团体给我们打来的支持鼓舞的电报，我总觉得我们是这样地亲近，我常想，我什么时
候能到我们的战友家里去走走呢。”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开过之后，她陪我们游了琵琶湖，在湖边的石山寺里，在我们观赏盛
开的八重樱的时候，她忽然从后面笑嘻嘻地拉我一把，拿出一张签来给我看，她说：“我是
从来不抽签的，今天兴之所至，在这寺的大殿里抽了一张，你看是不是恰合了我的心愿？”
我接过签来看时，上面是：“第九十番大吉”签词是秦川舟自归前途成好事应得贵人推
我望着她的清秀的热情横溢的脸，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今日的战
斗友谊，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不能斩断的！从文字上来说，这张签，不必经过翻译，我们是
都能了解的，从心情上来说，似乎连这一段文字都不必要了！
我们从外地访问回来，又在她家里吃了一顿丰美的晚餐。
这次的陪客里，除了由起繁子之外，还有池田幸子，这是一位健硕坦爽，经常到东京和
大阪的贫民窟里体验生活的女作家。她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谈东京贫民住地的悲惨情况：那里
的失业的贫民有一万人左右，通常是八个人睡在六张席的小屋里，拥挤污秽，贫病交逼。那
里的警察也特别多！去年那里的贫民曾为反对“加强警察”而自发的聚众捣毁了警察署。
她愤慨地说：“政府就是这样地只顾加强镇压，而不关心改善生活的，叫他们怎么活得
下去！”
三宅艳子一面忙着给我们烧着香气喷溢的牛肉，一面静静的微笑地听着，有时也参加一
两句。这位外貌沉静腼腆，内心火热的女作家，也可以从她酒量上看得出来，她款待我们的
醇美的青梅酒，是她自己酿制的。在我们辞别会上，女作家里面，只有她能够把我们强洌的
茅台酒，一口饮干！
深尾须磨子，是我十五年前的旧交，首次见面，她就送给我一朵鲜红的玫瑰。在亚非作
家会议的妇女代表和日本保卫人权妇女团体的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她。她跑过来和我紧紧
地握手。我告诉她，她在去年六月十九日午夜大雨中，对三万包围国会的示威群众所朗诵的
那首长诗里面的：
现在下的雨
好似正为日本的命运忧伤着。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这正义的斗争祖国就不会灭亡！
坚持下去吧，坚持到最后！
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力量，帝国主义的墙壁就会被我们击碎。
使我受到怎样的感动的时候，她眼里闪出欢喜激动的光。
她跪坐在我的垫子后面，紧紧捏住我的肩膀，说：“谢谢你，谢谢中国人民！我们知道
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有勇气！我又正在写一首长诗，是准备在另外的集会上朗诵
的。以后寄给你看……”说着又匆匆地回到她的座位上去了。
她在座上发言了。她的眼光是那样的严峻，那样地激烈，她用最清朗热情的声音说：
“我已经参加了以工人为中心的爱国反美运动，作为文化工作者，我已经把我的一切、我的
生命，交给这个运动，我要坚持到底，决不向困难低头！”这声音至今还在我耳中回旋激
荡，我相信，只要日本的文艺工作者和日本人民一起“坚持这正义的斗争”，最后胜利是一
定属于他们的。
在离开日本的前两天，我们拜访了七十七岁的前辈女作家，野上弥生子。一九五七年她
到我国延安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在北京见过面，她还到我家里吃过茶。听说她近来身体不大
好，会议期间一直没有见到她。
她住在东京郊区成城的一条幽静的街上，我们进入树木成荫的庭院，在房门口敲起挂着
的小钟。主人从客室里出来，紧紧拉着我的手，逼近地端详我的脸，喜笑地说：“欢迎你！
我的眼睛不好，三步外就看不见人。劳你远道而来，我真是不过意！”她的声音是那么
清朗，我就想到仅仅是去年五月十七日，她在要求废除“安全条约”和岸内阁总辞职的国民
集会上，还登上讲台，慷慨地宣称：“我是以无法抑制的兴奋的心情来参加大会的，我想提
一张请愿书来表达我这种心情。我也能够和各位年轻的同胞一起走到大会去。”这位已有五
十余年写作历史的老作家，就是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来战胜她的病弱的身躯的！
她以家人般亲切的情意，和我们款款地谈着文学创作问题。她恳切地说：“我以为中国
应当有几个描写万里长征的电影，好让青年人知道革命缔造的艰难。年轻人需要教育，他们
决不可忘掉过去……人家批评中国文学作品政治意味太浓厚，我就不同意。依我看，文学和
政治是分不开的。在教育青年的意义上，日本作家应当向中国作家学习。”
提到她到延安的访问，她立刻欢悦了起来，她感谢中国主人对她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