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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
他考上了变电站作工人，本来是分配他到一个东郊的工厂，我们和这厂的工会主席商谈了一
下，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出
席过全国群英会的五好劳模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劲，
又加入了团学习小组，正在申请加入青年团。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
周末才回来。这样。四个兄姐更能专心学习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可是，也有接不
回来的时候，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们，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
走了。比如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去。她给
同义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这样的事情
还多得很。街坊们照顾孩子，真是无微不至。春天该打什么防疫针，吃什么防疫药，天气冷
了，该添衣加被，关窗上门，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从来没有忘了他们。街道居民委员会里每
一个人，若不替孩子们做一件事，就仿佛丢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大家抢着给孩子们拆洗衣
服，没抢着的人就说，‘不让我洗，就用我的肥皂吧。’“至于说给孩子们做棉衣，逢年过
节去照料一下什么的，报纸上都给作了宣传了。这些都是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做
得还很不够，以后还要加倍努力。”这时他看一看表，说，“我们去看看田淑英吧。孩子们
也该放学了，看看他们也好。”
在东唐洗泊街五号，这个十四家住的整洁的大杂院里，我们先拜访了居民委员会的积极
分子田淑英。这位同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老交情的田大婶，眉宇间洋溢着纯朴和热情，
对我们滔滔不断地说着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每天夜里从十二点到三四点，在家门口摆着
卖破烂的小摊，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
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解放后一九五八年，小同贺和小同义，也同时出疹子。周
永寿的公司里来了人，放下十块钱，还批评周永寿，说他不该不赶紧给孩子们看病。您说这
世界的变化多大！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穷人会有这样好的日子吗？就说周同山的母亲病
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想法，说我的病麻烦，看病是有钱人的事，住医院她更不敢想了。最
后呢，组织上来了人，把她送进同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替她付了七八百块钱。周永寿自
己血压高，死以前也在第四医院里住过两个多月。如今这几个孩子，一切都由国家照顾，在
工厂、在学校、在幼儿园有师傅老师们照管，真是比有父母的时候还强！我常常对孩子们
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
别的了。我们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
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哪里，还不是喂了狗了！这院里还有一个孩子，
出门玩去，就让人拐跑了。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
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
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大的学坏了，流落了，小的让人拐了、卖了、折磨死了，有谁
管呢？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忘了这些，你们死去的父母也不容许。’”
她提起周同山开始不会安排生活，把钱花在乱买东西上的事情以后，又对同山说，“你
是大哥，特别要学好，你想想你父母受过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这社会里多么幸福，
没了父母也不算孤儿。现在你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得先好好地想一想，我的话不一定都
对，你也去问问老师，问办事处的叔叔们，问问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说到这里，她噗
哧一笑，“还有那个小同来，又聪明、又淘气，常和街上的小朋友们吵架，学习也不专心，
我也是看见了就说，也有把他们说哭了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会他们就又来了，说‘大婶，您
别生气，您的话句句对，我们一定听。’要说这几个孩子，倒是真不错，肯学。小同庆已经
学会发面做饭，小同来慢慢地也会帮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会自己补衣服缝袜子。说起补
衣服，那天有位解放军同志来了，穿的是呢大衣，许是位军官吧，和孩子们在屋里说了半天
话。看见同山袖子上破了个口子，就把自己大衣打开，给孩子们看里面自己补过的军服。他
劝孩子们：衣服破了要立刻补，要整洁却不要浮华，不要净想穿好的新的。也劝他们预备一
个针线包。这些日子，来访问孩子们的人多极了，人人说的那些话，都对他们有教育。一月
八日，孩子们的事情上了报，九日中午就来了一位客人，他说他从上午七点就出来了，找到
这时才找到孩子们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要给孩子理发，他说，‘我的爱人是个孤儿，从小就
给了人，在人家受气的时候，就自己偷偷跑到护城河边去哭。昨晚上我俩看了报，都激动得
不得了。我们想，照顾孤儿人人有份，我们没有什么可给的，我是个理发师，就给孩子们理
个发吧。’他一边给孩子们理发，一边掉眼泪。我们在旁边看着，也直难受！还有一位工
人……”这时院子里响起一阵孩子说笑的声音，田大婶望一望窗外，说，“同山在厂里，同
义在幼儿园，中午只有同庆姐弟三人回来，我们到他们屋里去坐坐吧。”
我们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同走进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屋里四
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洁。墙上挂满了相片和年画，桌上堆满了书。墙上正中间是一幅毛主席
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时时刻刻在慈祥地注视着在这屋里劳动、学习、睡觉的几个
孩子，也慈祥地注视着到这屋里来的，给孩子们包饺子、送元宵、挂花灯、赠年画的一切
人。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视着这屋间所发生的令人感奋的一切！
我们在床上椅上坐下，把孩子拉到身边。这几个孩子都有一副引人爱怜的笑脸，和我们
谈话的时候，都显得十分亲密而自然。这时屋内窗外挤满了一大群的孩子，大姐姐同庆在大
家要求之下，唱了一节《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到“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含笑而激动的小脸，觉得她的歌声比我从前所听过的唱这支歌的声音，
都更带感情。有谁对这支歌的体会能比她更深呢？
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平常很活泼淘气的小同来，这时反而腼腆了。热情的小同贺，却一
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看了许多他们收到的赠品，还坚决地要留我们吃饭，当她知
道留不住我们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喊着地招手，
请我们常来！
在访问他们以前，我曾想过：自从报纸上报道了他们的事情，登了他们的照片，广播电
台请他们做了讲话，以及许多机关、单位、学校请他们参加了春节晚会，请他们看话剧、电
影，给他们送来了书籍、糖果、年画……这些“光荣”和“机会”，会不会把他们惯坏了，
使他们特殊化了呢？
在我和办事处干部田迈琴，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谈过以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等到我访问了孩子们的工厂领导人，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看过了许许多多封的来信——特
别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我彻底地感到我们的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广大人民，是懂得怎样
关怀我们的接班人的成长的。
我第一次看见周同山，是在他工厂的会客室里。这个笑嘻嘻的小青年，对我情不自禁地
感谢坐在我们旁边的工厂党委杨同志，说他是怎样地关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他又称
赞和他一起学习的团小组的成员，怎样地常到他家来帮助他做些家务事。他尤其喜欢比他才
大十岁的孙全德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特好！”
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主任张少华，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
的。因为九岁的同庆要照顾她生病的父亲，张老师就特别安排她在第四节课时，可以回家照
料父亲吃饭。她还安排一个很好的学习小组，到她家里帮助她学习，买菜，做饭。在张老师
的教育之下，同庆的同班和其他同学们，对同庆也特别关怀。大队委何敬芬，在一次春游
里，把父母给她喝汽水买冰棒的钱，给同庆交了春游费。
游园的时候，她虽然又渴又热，可是她拉着同庆的手，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愉快。这班里
还有几个男同学，素来是不大好意思常和女同学们打交道的，在这次春节里，他们也联名给
同庆写了一封贺年信，偷偷地夹在她的书里。春节时候，有几个男同学到她家想帮着做点
事，看见人多插不下手，有个外号“大个子”的同学，发现周同庆的针线包里没有顶针，就
悄悄地给她买了个顶针和两根针送去了。小同庆的同学们对她的关怀是多方面的，对她物质
上的缺乏，提供了补充，对她的缺点也提了积极的意见，他们之间发展了真正的互助的友
谊。
东唐洗泊街小学四年级主任崔承京同志，是敏感而又淘气的小同来的老师，他是一位特
别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