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敌协会之一员。虽然我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也还有些朋友登山造
访，其中就有郭老、老舍先生和其他人士。我记得在一个夏天的下午，郭老和老舍先生、冯
乃超同志等上山来了，在我门外的山坡上，万树浓荫之中，遥望蜿蜒如带的嘉陵江，清谈了
半日。过了几天，老舍先生就送来一张郭老赠我的条幅，上面写着一首五律，还有跋语，我
记得诗上写着：
碧帘锁烟霭，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这十年来，我所珍藏的友人赠书、赠字、赠画，丧失殆尽，郭老这张条幅也在其中！在
我追怀悼念一位良师益友的时候，就会忆起我的每一件失去的珍藏的诗画，这对于我都是不
可弥补的损失！
幸而我还能看到许多郭老的字迹，有的是录毛主席的或是他自己的诗词；在毛主席纪念
堂，在人民大会堂以及国内外的其他集会或名胜的地方，都能看到他热情奔放、龙蛇飞舞的
笔迹。
郭老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他的感情是坚贞的、纯一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
爱拯救祖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热爱毛泽东主席，热爱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以及
每一个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献身的革命前辈。他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投射在
他涌溢的热情之上，写出了许许多多诗、词、论文、剧本……来团结、歌颂了中国和世界的
劳动人民，来抨击、反对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敌人。我有幸地几次在郭老领导之下，参加了
国际的会议，听到了郭老精彩风趣的即席发言，更时常在招待国际友人的场合，看见郭老在
国际友人的敦恳围观之下，欣然命笔；郭老的发言总是逸趣横生，写的字则是笔花四照。以
其美妙的语言和文字艺术，把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革命政治内容发
挥得恰到好处，这一点我感到是可学而不可及的！
郭老和我们永别了！但他是在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之后，是在为全国科
学大会写出了《科学的春天》那篇响彻云霄的向科学进军的号角的闭幕词之后，是在为中国
文联常委会扩大会议写出了《衷心的祝愿》的闭幕词之后，才快意地与世长辞的。他勉励我
们要好好学习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要牢记敬爱的周总理对文艺界的培育与关怀，他要我
们“敢于坚持真理，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放开笔来写，拿起笔来投入
战斗，把‘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踏在脚下，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我们的伟大的
时代”。
郭老！您的精神，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您就欢乐豪放地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迎风飞驰
吧！我们这些还在祖国土地之上的您的景仰者，定将努力拿起笔来投入战斗，把“四人帮”
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踏在脚下，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我们的伟大的时代！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清晨（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７８年第７期，后收入
《晚晴集》。）老舍和孩子们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舍带到北
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倒茶的时候，一转
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
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
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他
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从那时起，他就常常给我寄来他的著作，我记得有：《老张的哲学》、《二马》、《小
坡的生日》，还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告诉过我关于老舍先
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他是在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
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
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
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
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
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
的。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
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
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
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
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
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
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
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
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
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
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挥汗频频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
诗，一面是胡藉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
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
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
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
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
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
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
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
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
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
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
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
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
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
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
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四人帮”打倒了以后，我和我们一家特别怀念老舍，我们常常悼念他，悼念在“四人
帮”疯狂迫害下，我们的第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龙须沟》重新放映的
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不但是为这感人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人民艺术家”没有能看
到我们的第二次解放！一九五三年在我写的《陶奇的暑期日记》那篇小说里，在七月二十九
日那一段，就写到陶奇和她的表妹小秋看《龙须沟》影片后的一段对话，那实际就是我的大
女儿和小女儿的一段对话：
去搂着她，劝她说：“你知道吧？这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
后来不是龙须沟都修好了，人民日子都好过了吗？我们永远不会再过那种苦日子了。”
小秋点了点头，说：“可是二妞子已经死了，她什么好事情都没有看见！”我心里也难
受得很。
二十五年以后，我的小女儿，重看了《龙须沟》这部电影，不知不觉地又重说了她小时
候说过的话：“‘四人帮’打倒了，我们第二次解放了，可惜舒伯伯看不见了！”这一次我
的大女儿并没有过去搂着她，而是擦着眼泪，各自低头走开了！
在刚开过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看到了许多活着而病残的文艺界朋友，我的脑中
也浮现了许多死去的文艺界朋友——尤其是老舍。老舍若是在世，他一定会作出揭发“四人
帮”的义正词严淋漓酣畅的发言。可惜他死了！
关于老舍，许多朋友都写出了自己对于他的怀念、痛悼、赞扬的话。一个“人民艺术
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