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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4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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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莫斯科的欢迎亚非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来宾台

上坐在我旁边的巴金同志,忽然低下头来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

难过!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又惊又痛之中,我说不出话来——但

是,但是我怎能不难过呢?

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国庆节的观礼台上,振铎和我还站在一起,扶着栏

杆,兴高采烈地,一面观看着雄壮整齐的游行队伍,一面谈着话。他说他要带一个文化代表

团到尼泊尔去。我说我也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

他笑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

我家去饱餐一顿。”当时,我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

谈话呢?

在我所认识的许多文艺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学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个

了。那就是在五四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那时我还是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的一

年级学生,只跟在本校和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和其他大学的大学生之后,一同开会,写

些宣传文字和募捐等工作。因为自己的年纪较小,开会的时候,静听的时候多,发言的时候

少,许多人我都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我。但我却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振铎给

几个女师大的大同学写的长信里;看到他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

大字纵横、热情洋溢。因此,我虽然没有同他直接谈过话,对于他的诚恳、刚正、率真的性

格,却知道得很清楚,使我对他很有好感。

这以后,他到了上海,参加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

我自己也不断地为《小说月报》写稿,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直接通过信。

我们真正地熟悉了起来,还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季他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以后,我们的来

往就很密切了。他的交游十分广泛,常给我介绍一些朋友,比如说老舍先生。振铎的藏书极

多,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书给我看,在病榻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

部的章回小说。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就有《醒世姻缘》、《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等,

都是我所从未看过的。在我“因病得闲”之中,振铎在中国旧小说的阅读方面,是我的一位

良师益友,这一点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那几年他还在收集北京的名笺,和鲁迅先生共同编

印《十竹斋笺谱》。他把收集来的笺纸,都分给我一份,笺谱印成之后,他还签名送给我一

部,说“这笺谱的第一部是鲁迅先生的,第二部我自己留下了,第三部就送给你了”。

这一部可贵的纪念品,和那些零散的名贵的北京信笺,在抗战期间,都丢失了!

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郑

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当他们说到郑先生的谈话很有幽默感的时

候,使我忆起在一九三四年,我们应平绥铁路局之邀,到平绥沿线旅行时,在大同有一位接

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说:“这个名字

对张凤举。”(当时的北大教授)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于是纷纷地都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和当

时人或古人的名,对了起来,“郑振铎”对“李鸣钟”(当时西北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旅

行团中的陈其田先生,就对了“张之洞”,雷洁琼女士就对了“左良玉”,“傅作义”就对

了“李宗仁”等。这些花絮,我们当然都没有写进《平绥沿线旅行记》里,但当时这一路旅

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

振铎在燕大教学,因为受到进步派的欢迎,当然也就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因此,当我们

在一九三六年秋,再度赴美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上海了。他特别邀请朋友给我们饯行。据我

的回忆,我是在那次席上,初次会到茅盾同志的。胡愈之同志也告诉过我,他是在那次饯别

宴上,和我们初次会面的。

也就是在那次席上我初次尝到郑老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

我在太平洋舟中,给振铎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感谢你给我们的‘盛大’的饯行,使

我们得以会见到许多闻名而未见面的朋友……更请你多多替我们谢谢老太太,她的手艺真是

高明!那夜我们谈话时多,对着满桌的佳肴,竟没有吃好。面对这两星期在船上的顿顿无味

的西餐,我总在后悔,为什么那天晚上不低下头去尽量地饱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先回到上海,又到他家去拜访,看见他的书架上仍是堆着满满的

书,桌子上,窗台上都摆着满满的大大小小的陶俑。我笑说:“我们几经迁徙,都是‘身无

余物’了,你还在保存收集这许多东西,真是使人羡慕。”他笑了一笑说:“这是我的脾

气,一辈子也改不了!”

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他又是第一批来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觉得新中国的成立,

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气更大了,想象力也更丰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讲说他正在毛主席和

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他解放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

的全部力量。

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

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

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在四害横行,道路侧目的时期,我常常想到振铎,还为他的早逝而庆幸!我想,像他这

么一个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形,而又刚正耿直的人,必然会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

样的可悲的命运。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满天春气,老树生花,假使他今天还健在,我准

知道他还会写出许多好文章,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我记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在我们大家

面前说过,他和老舍,振铎,王统照四个人,都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年)那年生的。算起

来都比我大两岁。我现在还活了下来!我本来就远远、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但是一想起

他们,就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贵,为了悼念我所尊敬的朋友,我必须尽上我的全部力量,去做

人民希望我做而我还能够做的一切的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78年第6期,后收入《晚晴集》。)三寄小读者通

讯五

亲爱的小朋友:

昨天下午有两位日本青年人来看我,我们虽是初次见面,谈起来却像旧友重逢那样地兴

奋、欢喜!

这两位青年人,一位是日本东京日中学院(这所学院是专学汉语的,从一九六四年创办

起,已经毕业了一万多名学生了)的教师,现在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教授日语。另一位是在

我国工作的日本专家的儿子,他从小在北京,从小学念到大学毕业。他们都是三十岁以下的

年轻人!

我们三个年纪相差半个世纪的人,却滔滔不绝地从中日两国几千年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

的血肉相连的文化谈起,谈到一九七二年九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声明、和今年八月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以及今年的十月邓副总理的访日等等。我们都深深地怀念着亲切关怀中

日友好事业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都深信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有着深广的文化关系的、一衣

带水的两岸的伟大民族,终究会紧紧地携起手来,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现

在,中日两国十亿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周总理曾经说过,“饮水不忘掘井人”,日本朋

友谈到这里,很难过地说:“周总理曾答应我们说,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在樱花

盛开时节,他将到日本去访问。现在我们饮到了这股和平友好的涌泉活水,而我们竟然不能

受到中国方面最伟大的掘井人周总理的访问,明年樱花时节,我们将如何地怀念他呵!”过

了一会,我说:“你们在今年十月的‘万山红遍’、‘枫叶如丹’的红叶季节,不是接受了

我们邓小平副总理的访问吗?一桩伟大的事业,一定有很好的接班人,让我们都努力做他们

的接班人吧。”小朋友,当时我说这些话,不但是安慰他们,也是安慰和鞭策我自己。谈起

中日友好,这二十多年来,中日两方的老一辈人,辛辛苦苦、一锄一锹地掘出了这一口清甜

的涌泉活水,是走过了极其曲折的道路,做了极其艰巨的努力的!这个成果,来得不易,小

朋友们必须永远铭记!

说起中日两国文化上的来往与交流,早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汉朝班固所作的《汉书》

里,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此后如唐朝的鉴真法师(死在日本),诗人李白的诗友、日本人

晁卿(死在中国)等,他们对于交流文化的伟大事迹,都是我们所钦佩而且乐道的。此后两

国有了更加频繁的来往,将来你们读历史时都会知道而且会感到兴趣的。

从我自己来说,解放前因为赴美就学,就有几次路经日本,解放后又参加了好几次的友

好代表团去过日本,结交了日本的广大人民,参观过日本美丽的国土,就深深地感到我们两

国文化上相互的深广影响和人民间的深厚友谊。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无论在文字上、绘画

上、建筑上、医药上,甚至在穿衣吃饭上,都有着共同的语言。为了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和

平,我们这两个勇敢勤劳的伟大民族,一定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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