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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
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
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堂中寂寞恐难堪，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
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
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
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
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
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久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
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
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
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
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
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
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
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
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
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
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
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
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
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
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
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
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
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
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
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将
这些往事移在白纸上罢——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
松多了！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１日
三寄小读者通讯七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
的一封信，是一位中文系的助教写来的。她说：她将带领一个访问团来到北京，她们希望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见到一位校友。她还客气地说：为了有助于她们对今日中国的了解，团员
们都极其兴奋地企待着这一次会见。
小朋友，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就是我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上的那所大学。它是只收女生
的，二十年代时约有两三千个学生，都住在校园里。我是个研究生，本来可以住在校外，但
我是“外国人”，在美国没有家或亲戚，因此也就让我住在校内。我很爱这个校园，回国
后，我常常想起它，梦见它，它的旁边有一个波光滟滟的慰冰湖，湖畔的校舍里住着我的好
老师、好同学。近几年来它又和美国著名的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班或理科班，联
合上课，而且成立了一个中文系。这都是半世纪以前想象不到的！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和我的美国同学会见了！
我怀着企待和兴奋的心情，进入了会客厅。我看见坐成一大圆圈的几十个美国姑娘，她
们穿的不是细褶裙子，而是长裤；不同颜色的头发，梳的不是髻儿，而是有的披散着，有的
剪得比较短，这不是半个世纪以前我所熟悉的装束，但是那热情的笑脸和兴奋的目光，不是
和我以前在校园里所遇见的一模一样吗？
我不禁像重逢久别的旧友那样，伸出手去，叫了出来：
“好呀！姑娘们，慰冰湖怎么样了？”
在这一声招呼下，顿时满屋子活跃起来了，我的矜持和她们的腼腆，一下子都消失了！
这些大学生都是二十上下年纪，最大的就是那位中文系的助教，和我到美国那年的岁数一样
——二十三岁。其中还有一个学生，是今天在北京过她的十八岁生日的！
我们的谈话是热闹而杂乱的。我问起我的老师们，这些学生是已经不认识了或者只听到
那些名字。我住过的宿舍，除了闭璧楼还在（一个学生高兴地叫：“我就住在那里！”），
而娜安辟迦楼，这所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经描写过的那座楼，早已拆了重建了。只有慰冰
湖还是波光荡漾地偎倚在校园的旁边。
她们争着告诉我：她们已经参观过故宫博物院，游览过颐和园了。她们登上那巍峨的万
里长城，还都登上了最高的烽火台。
从万里长城，我们谈到了中国四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谈到了今日的中国，中国的
九亿人民，谈到了已故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谈到了今日中国的党中央。她们知道得最多的，
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她们又谈到她们大学近几年来才成立的中文系，系里有中国的和美国的教授，读的是茅
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几位作家的著作。我告诉她们，茅盾、巴金和曹禺都还健在，而且都
在继续写作，她们又惊喜地欢呼了起来。
最后，我们的谈锋，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中美人民的友谊上，她们都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
个太平洋两岸最古和最新的伟大民族，携起手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一定会为世界和平
和人类进步作出极大的贡献！
这正是我心里的话！我说：“我年纪大了，我也要为这伟大的事业，尽上我自己的力
量。但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将来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上的青少年的。你们
有责任把这个世界建设得和平而美好。”
我知道她们在傍晚还要到友谊商店去买些纪念品，也要去吃一顿北京的烤鸭，在祝愿她
们有一个快乐的夜晚之后，我就站起来和她们道别。她们依依不舍地留我和她们合照了几张
相片，又把我送到宾馆门口。
回家的路上，我向天仰首，感到天空也高旷得多了，广阔的马路两旁排列整齐的看不到
头的杨树枝头，虽然还没有叶子，但已在回黄转绿。我闻到了浓郁的春天气息！
小朋友，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宝贵的，我们要珍爱它，培育它，促进它。你们是二十
一世纪的主人翁，你们要和美国的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和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
他各国的青少年团结起来，把我们老一辈人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所做的努力，继续和发展
下去。
情长纸短，不尽欲言，祝你们三好！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回忆“五四”
五四运动，说起来整整六十年了，光阴过得多快！当“五四”时期，自己还很年轻的时
候，幻想六十年之后，自己一定不在了，但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想象不到地美好与光明。
现在这个幻想的年代，已来到眼前，我这个从小多病之身，居然还健在，我们的祖国也
已经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们在“五四”时期所
梦寐以求的科学与民主，却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被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搞得漆黑一
团！我的悲愤的心情，决不是“感慨系之”这四个字所能表达的……好在这十几年中，我们
都经受了考验，增长了见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创巨痛深的教
训，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给科学
与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话说回来吧，当时十九岁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确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但即使在本校
我也不是一个骨干分子。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
“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
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
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