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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画，是典型
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
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
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
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
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
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
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
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
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
《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
没有遇见过的，那是一首七律：风急天高（？）忽断闻难解乱丝唯勿理善存余焰不教焚事当
路口三叉误人便江头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计枉亲书剑负耕耘
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
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
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
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
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
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
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他们一起打
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
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
“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
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nǎi子”，她攒下钱盖的这所房子。我总
觉得她和我们家门口大院西边那所大宅的主人有关系。这所大宅子的前门开在铁狮子胡同，
后门就在我们门口大院的西边。
常常有穿着鲜艳的旗袍和坎肩，梳着“两把头”，髻后有很长的“燕尾儿”，脚登高底
鞋的贵妇人出来进去的。她们彼此见面，就不住地请安问好，寒暄半天，我远远看着觉得十
分有趣。但这些贵妇人，从来没有到齐家来过。
就这样，我所接触的只是我家院内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从前的狭仄冷清多了，幸而我
的父亲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台，下了“衙门”（北京人称上班为上衙
门！）
便卷起袖子来种花。我们在外头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
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父亲的花园渐渐扩大到大门以外，他在门口种了些野茉莉、蜀葵
之类容易生长的花朵，还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他们把这大
院称作“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们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
行车的……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
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
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几年我认识一位面人张，他捏了一尊寿星送我，我把这
尊寿星送给一位英国朋友——一位人类学者，我又特烦面人张给我捏一副“打糖锣的”的担
子，把它摆在我玻璃书架里面，来锁住我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境。
总起来说，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
“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固然没有了，而“辇下风光”我也没有领略到多少！那时
故宫、景山和北海等处，还都没有开放，其他的名胜地区，我记得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和
弟弟们由舅舅带着逛了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
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
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
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
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
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
父亲到了北京以后，似乎消沉多了，他当然不会带我上“衙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
爱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门。这一年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因为这时围绕着我的，不是那些堂
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岁时节序，就显得冷清许多。二来因为
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
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
容易对付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
《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
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弟们的塾师，他并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
母亲做些家务，学些针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
课。他们倦了就给他们讲些故事，也领他们做些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之类，自己觉得俨
然是个小先生了。
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
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萝卜”的声音，再不就是一声声算命瞎子敲的小锣，敲得人
心头打颤，使我彷徨而烦闷！
写到这里，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车，一直是沿着海岸飞驰，虽然山回路转，
离开了空阔的海天，我还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
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
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这种黑糊糊的隧道，以后当然也
还有，而且更长，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吉檀迦利》译者序
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喷
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
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
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
印度人说他是诞生在歌鸟之巢中的孩子，他的戏剧、小说、散文……都散发着浓郁的诗
歌的气味。他的人民热爱他所写的自然而真挚的诗歌。当农夫、渔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在田
间、海上或其他劳动的地方，和着自己的劳动节奏，唱着泰戈尔的诗歌，来抒发心中的欢乐
和忧愁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唱出自己情感的歌词是哪一位诗人写的。
我最初选择他的《吉檀迦利》，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一本。后来我才知
道《吉檀迦利》也是他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从这本诗里，我游历了他的美丽富饶的国
土，认识了他的坚韧温柔的妇女，接触了他的天真活泼的儿童。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多次到
印度去，有机会看到了他所描写的一切，我彻底地承认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
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
语。我翻译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虽然这两本诗的英文，
也是泰戈尔的手笔——我纵然尽上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传达出这些诗中的一点诗情和哲理，
至于原文的音乐性就根本无从得到了。
我是那样地喜爱泰戈尔，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我还
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国际学校。
但是，“室迩人远”，我从来没有拜见他本人。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我
还在美国求学。后来我听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说，当他离开北京，走出寓所的时候，有人问
他：
“落下什么东西没有（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ｌｅｆｔ）？”他愀然地摇摇头说：
“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