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的男女同学们，一同过节。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清华出去的，他们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
等校学习，我们常有来往。威校以风景著名，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往往是十几个人一拨地
来威校参观访问，来了就找中国女生导游，我们都尽力招待、解说。一九二五年以后，王国
秀等都毕业走了，这负担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宿舍的联欢会
上，舍监Ｕ夫人送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送上这个本子，作为你记录来访的一连队一连
队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学们都大笑不止！
我们同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们，还组织过一个“湖社”，那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组织，因
为大家专业不同，我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
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我记得那时参加的男同学有哈佛大学的：陈岱孙、沈
宗濂、时昭酥、浦薛夙、梁实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学的有曾昭伦、顾毓、徐
宗涑等。有时从外地来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也可以临时参加，我记得文藻还来过一次。
此外我们还一同演过戏。一九二五年春。波士顿的男同学们要为美国同学演一场中国
戏，选定了演《西厢记》，他们说女角必须到威校去请，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演崔莺莺。就
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
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演出，不料临时邱女士得了猩红
热，只好由我来充数，好在台词不多，勉强凑合完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春（或一九二五年秋），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就和时
昭酥、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写的短剧（那时熊佛西也在美国），这剧名和情节都已忘记得
干干净净。现在剧作者和其他两位演员，都已作古，连问都问不到了！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
日补记关于男人（之六）八我的三个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们一向以弟兄相称。他们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这小名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为涵小名就叫细哥（“细”是福州方言
“小”的意思），我的二弟为杰小名就叫细弟，到了三弟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
小”了！
说来话长！我一生下来，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
一定是个男命，因为孩子命里带着‘文曲星’，是会做文官的。”算命纸上还写着有“富贵
逼人无地处，长安道上马如飞”。这张算命纸本来由我收着，几经离乱，早就找不到了。算
命先生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
是我们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两个“火”字，以补我命中之缺。但祖父总叫我“
官”，和我的堂兄们霖官、仪官等一样，当做男孩叫的。而且我从小就是男装，一直到一九
一一年，我从烟台回到福州时，才改了女装。伯叔父母们叫我“四妹”，但“官”和“伊
哥”的称呼，在我祖父和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一直没改。
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在烟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细哥”、
“细弟”等等。
我的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十二岁就考上“唐山路矿学校”的预科
（我在《离家的一年》这篇小说中就说的是这件事）。以后学校迁到北京，改称“北京交通
大学”。他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自己课余又跟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学小提
琴。我记得那时他从东交民巷老师家回来，就在屋里练琴，星期天他就能继续弹奏六七个小
时。他的朋友们来了，我们的西厢房里就弦歌不断。他们不但拉提琴，也弹月琴，引得二弟
和三弟也学会了一些中国乐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带头唱歌（他在育英小学，就被选入学校
的歌咏队），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听那高亢或雄浑的男歌
音！
涵弟的音乐爱好，并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尤其喜欢外语。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国沙
穰疗养院的时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写的长信。病友们都奇怪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
英文写信？”我笑说：“是他要练习外文并要我改正的缘故。”
其实他的英文在书写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国来，第二年他就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公路”，回国后一
直在交通部门工作。他的爱人杨建华，是我舅父杨子敬先生的女儿。他们的婚姻是我的舅舅
亲口向我母亲提的，说是：“姑做婆，赛活佛。”照现在的说法，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一定
痴呆，可是他们生了五个女儿，却是一个赛似一个地聪明伶俐。（涵弟是长子，所以从我们
都离家后，他就一直和我父亲住在一起。）至今我还藏着她们五姐妹环绕着父亲的一张相
片。她们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为在华妹怀着第一个孩子时，我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
个老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
字本来是我们大家庭里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亲说男女应该一样。后来我的一个堂弟得了一
个儿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个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后接着又来了宗莲和宗
菱，也都是父亲给起的名字。当华妹又怀了第五胎的时候，她们四个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希
望妈妈不要生个男儿，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们了。宗梅生后，华妹倒是有点失望，父亲却
特为宗梅办了一桌满月酒席，这是她姐姐们所没有的，表示他特别高兴。因此她们总是高兴
地说：“爷爷特别喜欢女孩子，我们也要特别争气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刚从欧洲回来，“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在燕京大学又呆了
一年，就到后方云南去了。我们走的那一天，父亲在母亲遗像前烧了一炷香，保佑我们一路
平安。那时杰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车站送我们，他仍旧是泪汪汪地，一
语不发，和当年我赴美留学时一样，他没有和杰、楫一道到车站送我，只在家里窗内泪汪汪
地看着我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对伤离惜别的悲痛的眼睛！
我们离开北京时，倒是把文藻的母亲带到上海，让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时
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
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一九四○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
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
不敢说的……谁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样快……大人说：“伊哥住址是呈贡三台山，你能记
得吗？”我含泪点首……晨十时德国医陈义大夫又来打针，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后即告我：
“将我的病况，用快函寄上海再转香港和呈贡，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这时大人
面色苍白，汗流如雨，又说：“我要找你妈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两针
吗啡之力，一时房中安静，窗外一滴一滴的雨声，似乎在催着正在与生命挣扎的老父，不料
到了早晨八时四十五分，就停了气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梦境？是幻境？最后责任心
压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还得活着干……
他的第二封信，就附来一张父亲灵堂的相片，以及他请人代拟的文藻吊我父亲的挽联：
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
信里还说“听说你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来亦常发热出汗，疲弱
不堪，但不敢多请假，因请假多了，公司将取消食粮配给……华妹一定要为我订牛奶，劝我
吃鸡蛋，但是耗费太大，不得不将我的提琴托人出售，因为家里已没有可卖之物……一切均
亏得华妹操心，这个家真亏她维持下去……孩子们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读书，堪以
告慰，但愿有一天苦尽甜来……”
这是涵弟给我的末一封信了。父亲是一九四○年八月四日八时四十五分逝世的。涵弟在
敌后的一个公司里又挨了四年，我也总找不到一个职业使他可以到后方来。他贫病交加，于
一九四四年也逝世了！他最爱的也是最聪明的女儿宗莲，就改了名字和同学们逃到解放区
去，其他的仍守着母亲，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
我的这个最聪明最尽责、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这样在敌后劳苦抑郁地了
此一生！
关于能把三个弟弟写在一起的事：就是他们从小喜欢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里，紧挨
着东厢房有一棵枣树，他们就从树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后面的一个旮旯里，藏了许多
他们自制的玩艺儿，如小铅船之类。房东祈老头儿来了，看见他们上房，就笑着嚷：“你们
又上房了，将来修房的钱，就跟你们要！”
还有就是他们同一些同学，跟一位打拳的老师学武术，置办一些刀枪剑戟，一阵乱打，
以及带着小狗骑车到北海泅水、划船，这些事我当然都没有参加。
其实我在《关于女人》那一本书里，虽然说的是我的三位弟妇，却已经把我的三个弟弟
的性情、爱好等等都已经描写过了。不过《关于女人》是写在一九四三年，对于大弟只写了
他恋爱、婚姻一段，对于二弟、三弟就写得多一些。
二弟为杰从小是和我在一床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