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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楚文王时期的鬻拳，他当时负责看城门，看见楚文王打了败仗回来，按照楚人的规矩，败军之将必须领死，所以他不让楚文王进城，非打了胜仗才许进来。楚文王只好又去打黄国。如果换到未来的皇帝时代，臣子敢把皇帝堵在大门外面，那还不是剥皮的罪。但鬻拳却敢于这么干。这是因为春秋时代的分封制，使得国君一族相对其他卿大夫家族并没有后代皇帝相当于臣子们的那种绝对优势，所以专制力度不够大。春秋时代人的个性张扬、人格独立，也就比后来的皇权时代格外来得耀眼。所以才有鬻拳这样敢把国君堵在门外的事迹。
其实，从他的姓来看，鬻拳也是楚国贵族。楚王的先祖叫鬻熊，鬻拳应该是王族分支，所以他也是贵族。
只不过所遗憾的是，英国贵族所启蒙的“自由”精神，后来发展壮大成为如今西方社会通行的民主自由意识；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贵族的自由精神，却随着后来漫长皇权时代的到来，在专制压力下，渐压渐无，渐无声无息了。最后只剩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样无比可耻的昏话。最终给西方学者留下了这样的偏见：东方人喜欢专制，西方喜欢平等、自由。其实，在我们实行“分封制”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身上也是一度闪烁着自由独立的人格光辉的！
春秋时代的弑君犯（至少在三十个以上），我们从前过多是按照皇权专制时期所养成的正统儒家观念，毫不迟疑地鞭挞他们为“弑君犯上”，不假思索地斥之为乱臣贼子之类，其实我们却忽略了，这些人身上，往往有着“弑君”的理由和隐衷：宋国的南宫长万，是受国君之辱而弑君，后来的公子宋、夏姬的儿子、崔杼，他们的弑君，也都是因为被国君污辱，被国君泡了自己的亲妈或者媳妇。他们的过激行为，是当时人一种“非奴才”的自由人格意识的极端表现，正是后来的皇权时代俯首帖耳的臣子们所稀缺的，亦可叹也！
总之，分封制大约可以带来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人格，这是我们所得到它的重大好处。当然，它的主要坏处则是割据和混战。在这一点上，春秋战国是如此，英国的“封建时代”（实为分封时代），也是如此。
此外，分封制还有一个好处，由于分封制下，被分封的各级“领主”家族互相制约，都需要一定程度讨好国人。所以人民起义，就非常的少，大周朝前后持续了八百年，载入史册的人民起义的数量和规模都非常少和微小，远远达不到后来皇权时代的规模。在西方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即对应于我们的商周分封制时代），农民起义的数量和规模也是小的。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诗经》里有“硕鼠、硕鼠”的控诉，但在分封制时代的人民被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是弱于后代的皇权专制社会的。至少，在皇权专制时代，作诗“硕鼠、硕鼠”地骂政府的事，是绝对不敢有的！
最后说一下分封制的最后一个好处——反独裁，而培养民主。这要先从晋国的六卿制度。晋国的六卿，是六个世家贵族，他们组成内阁，轮流选出执政官，处理国事，基本架空了上边的国君。这种贵族联合体的政治，其实很像是同样的封建时代下的英国的上议院。英国的上院，就是由各姓贵族们组成，分掉了英王的大多数权力。后来在上院的基础上，又有了民众组成的下院，形成了一种近代的民主制度。
如果分封制下的晋国六卿制度继续进化发展下去，而不是被秦始皇的皇权专制把它终结，中国的春秋战国分封制，也有可能逐渐演变走向西方的近代民主形式吧。
所以，总结一下分封制的好处，不论是先秦的分封制还是西方中世纪的与之相当的封建制，都意味着贵族力量的强大，自由人格和精神的张扬，乃至民主议院形式可以由之产生。所不同的是，先秦的分封制，被后来的皇权时代终结掉了，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则逐步走向了近代民主与自由的机制。
鉴于上面对分封制的分析和对中西方分封制、封建制的对比，若把秦以后这种皇权专制社会，称为郭沫若所谓的“封建社会”，实在是说不通而且徒然导致混淆概念的。
附录 附录五 说“公子”
从古人的名字，可以看出他的地位。如果名叫“公子什么”或者“子什么”，就标志他是国君的儿子辈。比如“公子商人”、“公子无亏”、“太子昭”，以及从前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
如果是王的儿子就叫“王子带”、“王子职”、“王子虎”什么的。
总之，在古代，“公子”两个字不是随便谁就能叫的。并不向武侠书里那样，随便那个书生或者浓眉大眼的家伙，就叫公子了。“公子”一词被滥用，是很后代的事情。不知什么时候，“王子”也要被滥用呢。
今天我在机场，碰巧看见一本柏杨先生写的《中国人史纲》，买来翻阅，看见里边全是“姬寤生”之类的东西。柏杨似乎为了标新立异，就不管齐桓公叫齐桓公，而叫他姜小白，还有姜诸儿（齐襄公）、姬重耳什么的。把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硬叫姬忽。都是错误的！
齐国是姜姓，郑国是姬姓，秦朝是嬴姓，不假。但这个“姓”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张王李赵”那种后来才出现的“姓氏”，而是国君一族整体的“姓”，类似一种族徽，它属于全君族，不能挂在其中某一个具体人的名前。你可以说周朝王族是姬姓，但不能把这个“姬”放在周王族的某个人的名前，譬如叫“姬昌”，就是错误的。同样，嬴政、姜小白、姜无亏什么的，都是可笑而错误的。
应该叫他们：西伯昌、秦王政、公子小白、公子无亏。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名”（即“昌”“政”“小白”“无亏”这些“名”）前加上官号或身份，即可。这是当时人以及史书上的后人对他们的一贯称呼法。因此这才是正确的。
柏杨还把卫国“公子寿”，叫卫寿——这更为可笑，卫国也是姬姓啊，至少应该按你的逻辑叫他“姬寿”啊——虽然这也是错误的，而不是“卫寿”啊。全是不懂，还恶搞。
而且，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全以“好人、坏人”来看待历史，美其名曰“人性史观”，何其鄙哉。
附录 附录六 小国寡民
古语说“齐大鲁强”，齐国领土，南靠泰山，西有黄河，东邻大海，此三面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以泰山一线为界，向南是鲁国，山峦迭起，泗水弯洄，可谓风景秀丽。
不过，齐国和鲁国的面积，其实并不大，据《孟子》和《史记》的记载，各自也就边长二百多公里，相当于现在几个县而已。这在当时的芸芸诸侯中，已经算是大的了。当时的诸侯，除了个别的齐鲁以后，其它都是小国寡民，方圆都不过百里，周天子怕诸侯们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所以始封的时候都很小，山东境内的小诸侯国，就有七十多个之多，每个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县或者不到。
每个小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君主。诸侯国君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县长，但是他的权力却比县长大多了，它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军队和官吏人选。当时的中国，就是被这样上千个诸侯分割而治了。只不过现在是两千多个县。这就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不同。分封制下，掌权的是君主以及亲戚子弟，他们担任和世袭了封国里的各级职务，他们统称贵族，所以分封制下是贵族政治。而皇权专制社会的郡县制体系下，是职业官僚政治，而不是贵族政治了。
这些小诸侯国里，只有不到一个县大小，国内的城邑，则更迷你，一般只跟现在一所大学面积差不多，里边的人口总数，不抵一所大学的几万师生。譬如齐国的都城临淄，算是最大的了，边长也不过四公里——而且这还是战国鼎盛时代的数据。
（注：以上皆根据考古勘测：周的洛阳（王城）才不过面积8。3平方千米。齐国都城临淄面积15平方千米左右。鲁国都城曲阜城，面积12平方千米。赵国都城邯郸城，17。4平方千米。燕下都，由东、西两城构成，面积在30平方千米左右。魏国旧都安邑，面积17。4平方千米。郑韩新郑城位于河南新郑县，面积22平方千米左右。楚都郢，面积17。75平方千米。秦都雍城，面积约11平方千米。中山古城，面积8平方千米，滕国古城，面积6。25平方千米。代国古城，面积34平方千米左右。莒国古城，面积25平方千米左右。位于绍兴市的越国古城，面积约5平方千米。位于山东邹县的株国古城，面积5平方千米。位于河南固始县的蓼国古城，面积8。7平方千米。位于河南上蔡县的蔡国古城，面积6。7平方千米等等。位于成都市区的成都城，面积2。25平方千米。位于河南宜阳县的宜阳城，面积1。9平方千米。位于山西芮城的魏城，面积1。26平方千米。位于河南扶沟县的曲洧城，面积0。38平方千米。这些面积尺寸，是这些城市发展到战国后期的状况，在春秋初年当更小。而在汉唐明清等时代，尺寸也差不太多，除了少数后代大都市以外。）
与春秋同时期，在欧洲地中海畔的希腊半岛上，也聚集着二百多个城邦国家，它们也是非常之小，类似我们弹丸大的诸侯。其中最著名的雅典，方圆亦不过五十公里，总人口不过20多万，在雅典城内人口才不过五六万，雅典城的面积也不会比临淄城更大。而在边长四十公里的弗西斯地区，甚至有22个城邦国家。总之，每个城邦国家面积都不大就是了。这二百多个希腊城邦国家，也跟我们春秋时代的诸侯一样，互相掐架。它们分布在地中海东畔的半岛和岛屿上，相互叫嚣，犹如分散在池塘周围此呼彼应、吵吵闹闹的群蛙。在掐架的过程中，雅典、斯巴达这两个大蛤蟆，崛起为霸主城邦，就跟我们的霸主齐国、楚国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