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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娘收拾菜肴的工夫，乌世保把她放在院里的蒿子拿过来修修剪剪，用黄裱纸卷上线香，缚在蒿叶之间；又找来两把椅子，把蒿杆绑在椅子背上做成星星灯。寿明也是会玩的人。出门买来新鲜荷叶，梗中下了竹签，插上了小蜡烛，逐一拴在聂小轩院中夹的花障上。天刚杀黑，远远近近响起法鼓铙钹诵经拜佛之声。孩子们手举长梗荷叶、挖空心的莲蓬、掏了瓤镂了皮的西瓜，各插了小蜡，燃点起来，边走边唱。天上一轮明月捧出，上下交辉，整个京城变成了欢快世界，竟忘了这个节日原是为超度幽冥世界的沉沦者而设的。
寿明和乌世保也把荷叶上的蜡烛和青蒿上上百支线香点燃，院内顿时亮起千百盏星星几十轮皎月。聂小轩叫柳娘把炕桌摆在当院。放下矮凳蒲垫，四个人围坐饮酒。席间聂小轩再次叫乌世保到这里来学习画“古月轩”。柳娘说：“师哥在店里吃住也不洁静，不如索兴搬了来住。东耳房收拾一下我住，西屋让给师哥。”乌世保还想推辞，又被寿明拦住了。寿明说：“这样很好，师徒如父子，搬在一起才是久处之计。”
这晚上寿明和乌世保都喝了不少酒。告别出来后，寿明推推乌世保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小娘子颇不俗，您若有意，我当冰媒。”
乌世保醉醺醺的说：“胡说，祖宗有制，满汉是不通婚的！”
寿明说：“狗屁，乾隆爷还娶了个伊帕尔汗呢！道道地地的西域回回！”
十五
乌世保这人，一生事事被动。可一旦被推上一股道，他还就顺势往前滚。他唱单弦着过迷，画内画着过迷，如今跟聂小轩学外画又着了迷。原来这东西像变戏法，明明红花绿叶，画的时候却要涂黑釉蓝釉，只有见了火它才变出花红叶绿。这还不算，那釉色竟还会涨会缩！有的釉在画时要堆成一堆，烧出来才能有薄薄一片；有的釉画得摊成一片，烧出却又是窄窄的一丝。怪不得多少人钻研仿制，终究不能乱真。他一心扑在学画上，那一老一少却扑在他身上。聂小轩给他出图，教他点染。柳娘端汤送水、洗洗缝缝。今天做一件衫儿叫他穿上，明天缝一条裤儿命他换上；逢五逢十催他洗澡，月初月末逼他剃头。隔了些天寿明来看他，见他又白又胖，衣履整洁，容光焕发，竟换了一个人。聂小轩脱离了牢狱之灾，既收徒弟又接了定货，也是舒心顺气、满脸知足的神气。
据点
》》据点
邓友梅文选据点
——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作
一
在电影上见过的不算。现在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据点是什么样子吗？
邓智广，十六岁就进过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困苦，他十六岁看起来像十三岁；抗日战争时期，战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岁的心眼顶二十岁的人用。
他在大连、天津日本学校上过学，会说日本话，还有一套天津的学生服。随我大伯回山东老家后，他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就穿上学生制服，满嘴唱着：“哇达西久鲁日满洲母斯妹……”往据点里钻。
别说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军，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八路军。
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有个从延安出发，途经山东去东北的过路干部失踪了。这个干部来时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原说换成便衣，拿了伪造的“良民证”就乘火车去东北。衣服还没换，敌人来个“铁壁合围”。突围时他左腿中弹，被敌军俘去。这一次受伤和没受伤的，被敌人俘去有十几个。几个月后，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杀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惯例，这地方的日伪军抓到我方重伤员，并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时候找几个民夫抬上担架，由伤员自己指点路线，抬到个中间地点就叫民夫回去，敌人并不派人尾随。因为我们曾经抓到过他们的重伤号，全送回据点去了，双方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这个干部没有放回来。据同时被俘的人说，他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军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后就没见过他。这个过路干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除去夜行军一起行动，平时单独住在交通站为他号的房子里。而夜行军时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因此也不会发生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马蜂坞据点调来一股伪军，名叫“宪兵工作队”。队员全穿便衣，说话南腔北调。这股人不参加清乡扫荡，可别的伪军缴来八路军文件，或抓到俘虏，全交他们处理，队长叫金城，据说是日本留学生，说话举止都有几分文气。他们还有权处理伪军中的“不法分子”。他们来到不久之后，正逢马蜂坞集，忽然据点里办起法事来，几个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个伪军挑着白幡，上写“无名八路军军官之灵”，“宪兵工作队”的人荷枪送葬。走到集上人多处，送丧行列停下，金队长站在棺前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讲：“尽管反抗皇军罪在不赦，但皇军以武士精神，对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对投诚者热烈欢迎。这个八路干部，生前已表示投诚，可惜负伤太重，未及报效皇军就去世了。我们仍为之送葬。求赶集的老乡带个话给八路军，我们已尽了武士的仁义，欢迎他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我们一定废弃前嫌，协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这事引起我们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员英勇斗争被击毙刑毙，他们总是匆匆往荒坟地里一扔，任凭鸦啄犬食，这回为什么闹这么大排场？那干部若真投降，怎么他们连姓名还不知道？
上级要派个人进据点了解真相，就选中了邓智广。临行交代给他一个联系人：伪乡长，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们本村人。他家有几亩地，他种得有一搭没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没有再续娶家室，只有一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点文化，会中医，也能打算盘。他有时教几天书，有时做几天买卖，有时摇个串铃出门去行医。常常一走两三个月，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偏偏日军扫荡频繁之时，他又蹲在村里偎窝子。日军进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后从称秸垛里把他找了出来，打了他一顿，叫他为日军筹集猪、鸡、鸡蛋、花生和白薯。猪早就叫村里赶走了，鸡也由老嬷嬷、大嫂子们抱着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几十个鸡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尽管日本人还是大大的不满意，可从此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后每逢扫荡都到村里找他，要他烧水，弄吃的，有时还带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只生蛋鸡没来得及带走，叫鬼子当靶子用枪打死，从此我二大娘见他面就骂，年三十还特意糊了个死人打的幡竖在他家门口。他对此并不着恼，说是老嫂子了，他骂不了鬼子不骂我骂谁？有人劝他，既这么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说外边也不好混，仍守在村里不动。对于他的不肯出走，人们有几种看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安心当汉奸，在为鬼子筹集给养时他也中饱了不少。有人算了帐，却似乎他并没落到多少便宜，可能还搭上点儿。因为鬼子来的次数多了，每次都要，村政府就立下个规矩，他筹集了多少吃用之物，报个帐，由村里公摊。按帐目他没多少油水可捞。也有人说，他出来支应日伪军，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不然抗日政府为什么不治他呢？这似乎有理。但是，过年时抗日政府“拥军优属”，给抗日家属送红灯，却给他门口挂了个黑猪皮灯；又丧气又肮脏。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应日军的。最后就传出来一个新闻，说他不再出去行医，是在外边丢了人，不敢再去了。说是他最后那次出去行医，碰上了劫道的，把他的药包、财物全抢光了，只剩下一个串铃还在手里。他没有命地跑，迷失了方向，天黑后又下起了大雪，好容易看到个灯亮，走近了却是孤零零的一户看场院人家。他敲门求宿，里边不开门。他说：“行行好吧，再不住下我要冻死饿死了。”
主人隔着门说：“不是我不收你，我家正有病人，女人生孩子生不下来，要断气了，那能招外人？”
他说：“哎呀，咱们有医缘，我就是郎中。”
主人说：“你别骗人！”
他情急生智，立刻掏出串铃摇了摇。主人一听，大喜望外，连忙开门把他请进屋里。
屋里有个收生婆伺候着产妇，产妇几经折腾，已经连呻吟都无力了，张着口只喘气，小孩还没生下来。宋明通只会治合积奶积，跑肚拉稀，根本不懂产科。况他除去串铃，连治拉稀的药也没有了，怎么治呢？他又不能打退堂鼓，离了这个有吃食有火的地方他真的会冻死。就绷着脸说：“别急，给我在偏房里生堆火，我去炼丹。半个时辰炼好，保你母子平安。”
男主人只有一间放农具粮草的偏厦，在那里给他生了火。他进去关上门说：“可不许偷看，看了就不灵了！”
烤了一阵儿火，身上暖过来了，他觉得处境不妙了。拿什么给人家催产呢？正在无计可施，忽见墙角靠着一辆独轮小车。车轮已卸下，两个承轴的地方，有一堆沾了泥土的黑油角子。他灵机一动用手指剜下油泥，合了柴灰，团成六粒梧桐子大的黑丸子，开门喊道：“主人，取仙丹去。”
那主人本来对他半信半疑，一见真把丹炼出来了，立刻就换上了笑脸，马上说：“我先去救人，回头给先生备饭。”
宋明通说：“三更半夜，你也不要另备饭了，我炼了这丹，损了不少元气。有剩饼子、冷地瓜你拿点来，我先填补填补。有什么话明天说。”
主人取走仙丹，送来两个高粱饼子一碟麻花咸菜。他把饼子烤热，就咸菜吃下肚。身外有火，腹中有食，又饱又暖困劲就来了，不觉歪在火堆旁就睡了过去。正睡得香甜，忽然上房一阵忙乱把他吵醒，只听见喊：“快叫郎中，快叫郎中！别让他走了。”
他听出是出了